尽管整体经济在增长，但中东的超级富豪受益于一种导致财富和收入集中的经济模式。根据咨询公司莱坊提供的数据，超高净值人士在2022年经历了重大损失，他们的财富减少了惊人的10万亿美元(约10%)。
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各种全球经济不稳定、能源危机和乌克兰冲突的深远影响。
中东扭转了全球趋势
该公司通常将可投资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个人归类为超高净值人士，包括主要和次要住宅等房地产。这些估计值可以作为衡量他们努力和投资成果以及社会财富和收入差距程度的标准。
在欧洲高净值人群的总财富大幅下降了近17%。非洲大陆经历了能源冲突、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综合影响。在美洲这一群体的总财富下降了10%，澳大利亚下降了11%，亚洲整体下降了7%。
因此全球高净值人士人口从2021年的约60.2万人减少到2022年的57.9万人，在一年内减少了4%。然而亚洲属于这一类别的人数实际上增加了6.5%，超过了全球的下降幅度。
然而中东的局势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22年该地区超高净值个人数量总体增长16.9%，反映了全球独特的趋势。就高净值人群而言，中东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
在中东国家中阿联酋在超高净值人士人口增长率方面排名全球第一，增幅约为18.1%。在2022年大幅增长后，居住在阿联酋的超级富豪人数达到1116人。
同样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高净值人士增长率为10.4%，在全球排名第四。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到2027年，沙特阿拉伯的超级富豪人数将增加79%。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Henley & Partners”指数，迪拜成为拥有最多富裕居民的阿拉伯城市，共有6.84万人。阿布扎比以2.42万居民位居第二，多哈以2.15万居民紧随其后。此外，利雅得有大约18100名百万富翁，而开罗有7400名百万富翁。
超高净值人士在中东崛起的原因
与目前的全球格局相反，海湾国家的若干事态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阿联酋是世界上最大的避税天堂之一，为建立公司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官僚程序简化，交易成本低，经济主要是自由开放的。这些因素使其对寻求保护财富或绕过对本国实施制裁的商人具有吸引力。
由于这些原因，阿联酋，尤其是迪拜，在2022年成为俄罗斯商人的首选目的地，他们寻求在一个安全的经济环境中投资财富，远离西方的制裁。隐藏公司、房地产和投资所有权的便利，加上简化的行政程序，激励了俄罗斯商人。此外，迪拜活跃的房地产市场使他们能够将流动资产投资于相对安全且易于转换的资产。
乌克兰冲突前几年，阿联酋推出了黄金签证计划，为专业人士和商人提供长达10年的长期居留权。这一因素促使俄罗斯商人选择转向迪拜。2022年《纽约时报》报道称，由于担心西方制裁，许多俄罗斯商人选择将财富从欧洲银行和市场转移到迪拜。
与此同时利雅得在2022年经历了商业活动的激增，这是由于当局提供的税收优惠，以换取公司将其地区总部迁至该市。沙特官员的目标是在未来7年内通过这些激励措施吸引480多家国际公司的地区总部。沙特阿拉伯对开放市场政策(尤其是在利雅得)的承诺，帮助吸引了此前避免进入沙特市场的资本。
同年卡塔尔获得了之前投资的回报，举办了世界杯。世界杯的收入，加上组织世界杯的公共支出，重振了卡塔尔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因此到2022年底卡塔尔在最后一个季度实现了8%的经济增长，这直接受到赛事和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影响。
世界上大多数经济体都在努力应对全球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飙升，而海湾经济体却因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而实现了财政盈余。这些盈余促进了公共支出的增加，进而刺激了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私营部门的业绩。海湾国家富人与西方国家富人之间投资结果的差异可以归因于这些因素。
税收政策问题
虽然外国投资涌入中东市场，特别是海湾市场有其积极的方面，但当地精英阶层财富的增加以及这一精英阶层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引起了人们对导致这种不平等程度的税收政策的关注。
目前中东地区是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仅10%的成年人口就占有总收入的61%。另一方面，50%的人口只获得9%的收入。相比之下，例如在西欧，社会中最富有的10%的人所获得的收入不超过总收入的36%，而在美国，这一群体占总收入的47%。
中东超级富豪财富积累的这种差异可以在现行经济模式的背景下理解，这种模式允许财富和收入集中在有限的社会群体中，同时实现整体经济增长。
这一因素受到税收政策、中东国家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以及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就业机会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依赖食利活动的经济体往往优先考虑最富有者积累财政盈余，而不是注重扩大私营部门就业机会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加强公共服务。
因此鉴于一些中东国家在过去一年中见证了积极的经济增长，对于超级富豪来说激发有关这些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和税收政策有效性的讨论至关重要。还必须就导致财富和收入集中的其他经济动态进行对话，这种现象在中东地区特别普遍。
皖公网安备 340111020024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