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 DailyEconomic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Kristalina Georgieva表示，2025年全球经济失衡扩大至GDP的0.7%，其中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贡献者。在曼谷举行的IMF 2026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上，Georgieva敦促中国将增长模式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同时呼吁美国削减债务和预算赤字，并表示欧洲经济体需要提升竞争力、加大投资。“中国需要多消费，美国必须多储蓄，欧洲则必须多投资，”Georgieva总结道。
这一“三句话处方”并非即兴之语，而是IMF对全球失衡结构判断的浓缩。在Georgieva发言之际，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顺差有望再创纪录，顺差国应增加国内消费、中国尤其需要将增长模式由出口转向内需的呼声因此更加紧迫。对美国而言，问题不在于增长本身——美国不能只靠经济增长来化解债务——而在于债务和赤字路径的可持续性。对欧洲而言，竞争力的核心约束不在需求侧，而在投资侧：生产率增长、能源成本和 fragmented 的资本市场共同限制了欧洲的潜在增长率。
这一框架的实质是将全球失衡的责任在三方之间进行功能性分配，而非道德评判。中国的高储蓄—高顺差、美国的低储蓄—高赤字、欧洲的低投资—低增长，三者互为条件：中国的超额储蓄压低了全球利率，美国的赤字消费吸收了部分过剩产出，欧洲的投资不足则使自身在全球需求扩张中获得的份额下降。Georgieva的表述之所以采用“消费—储蓄—投资”这一组对称动词，正是为了将失衡从贸易账户层面拉回到储蓄—投资平衡的宏观经济学基本面。
然而，三个方向的调整在政治上都面临阻力。中国转向消费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实质性扩展和居民收入份额的提升，这涉及深层的分配结构调整；美国削减赤字在选举周期中始终是次优先事项；欧洲提升投资则受制于财政规则和成员国之间的协调成本。Georgieva在同一场发布会上还提到，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偿债成本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已从十年前的6%升至14%。这一数字提醒人们：主要经济体的失衡调整不仅是它们自己的事，全球利率环境和援助空间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三个经济体的储蓄—投资选择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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