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性自由的高峰时期之一。过去四十年来，无论是避孕药，还是像Grindr和Tinder这样的APP交友（约炮）神器，这些新技术都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世界。随着20世纪70年代性革命的逐渐成熟，社会规范随之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同性恋、离婚、婚前性行为以及其他另类的性关系，如多重伴侣和交换性伴侣。
尽管如此，研究表明，实际上目前人们的性生活的次数比几十年前还少。
3月份，美国研究人员吉恩·特温格（Jean Twenge）、莱恩·谢尔曼（Ryne Sherman）和布鲁克·威尔斯（Brooke Wells）在《性行为档案》（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与20世纪90年代末相比，2010年代初美国人一年的性生活次数平均减少了9次，从每年的62次下降至53次，下降幅度为15％。研究发现各性别、种族、地区、教育水平和工作状况的人群中均出现类似幅度的下降，其中已婚人士报告的性生活次数减少幅度最大。
虽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其视为孤证或者认为这是关于研究人们性生活时存在困难的表现，但这确实是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趋势中的一部分。
2013年，英国全国性态度与生活习惯调查报告（National Survey of Sexual Attitudes and Lifestyles ，Natsal）发现，16至44岁的英国人平均每月性行为不到五次。相比2000年时发布的调查报告，次数出现下降，当时男性每月录得6.2次性行为，女性6.3次。 2014年澳大利亚全国性活动调查（Australian National Survey of Sexual Activity）显示，异性恋每周平均有1.4次性行为，低于10年前的1.8次。日本情况可能最为严重，最近的数据显示，16岁至25岁的男性中有46％的女性和25％的男性鄙视”性接触”。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虽然有很多现成的简单结论，但BBC Future通过深入挖掘，发现了相当复杂的情况。
怪罪色情内容
第一个容易得出的结论是，应责怪技术的普及。两种技术通常会成为责怪的对象：在线色情内容和社交媒体。
随着网络色情内容的增长，研究人员已将焦点集中在上瘾的可能性上，有人试图将”互联网性成瘾”正式归为精神障碍的一种。有理由认为，一旦上瘾，色情影片会变成现实生活中性行为的替代，从而限制人们在卧室里的性欲。
色情内容也因为其不切实际的图像而受到指责，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会产生诸如”性冷淡”或”色情诱发的性功能障碍”等症状。 2011年，意大利对28,000名色情内容观众的调查发现，很多人在色情网站”大量”消费。研究人员卡罗·弗雷斯塔（Carlo Foresta）认为，日常观看色情内容的人会变得习惯于”最为暴力”的图像。根据这个理论，色情内容中不切实际的图像会让男性在遇到现实的性诱惑时很难兴奋起来，从而导致他们在卧室变得”毫无斗志”。
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色情和婚姻率之间有联系。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迈克尔·马尔科姆（Michael Malcolm）和乔治·纳法尔（George Naufal）对1,500位美国参与者进行了调查，分析了18至35岁的人如何使用互联网及其对他们婚姻生活的影响。这项发表在《东部经济期刊》（Eastern Economic Journal）的研究成果发现，互联网使用率较高和婚姻率低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对于定期观看网络色情内容的男性而言，这一关联更为显著。
不只是色情，社交媒体也被指责让人分心，人们痴迷于屏幕而非性生活。这是以往研究的延伸：曾有研究指出夫妻的卧室里有一台电视有会导致性生活显著减少。社交媒体设备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但是，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质疑这两个结论。研究人员关于色情内容对性生活的影响看法不一。首先，许多人还在争论”互联网性瘾”是否存在。另有一些人则认为色情内容有可能对性活动产生促进作用。例如，2015年《性医学》（Sexual Medicine）期刊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现，每周至少观看至少40分钟的色情内容，可以提高人们的性欲。这项研究测试了280名男性的性欲和他们观看色情内容的情况，结果发现观看色情内容的时间与性欲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每周观看超过两个小时色情内容的人的兴奋度最高。特温格、谢尔曼和威尔斯在他们的研究中也提到，尽管性活动总体下降，但对经常观看色情内容的人来说，性活动没有差异。
这也适用于社交媒体。虽然社交工具肯定会导致人分心，但同时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随时可获得的性活动”渠道。事实上，研究表明Grindr和Tinder等交友应用可能会让人们提早进行性活动，让性约会提前和定期发生。
虽然技术肯定会影响我们的性生活，但性活动明显减少不能只怪技术。
繁忙的工作
尽管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梦想能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但工作似乎愈发侵入了我们的生活。整个西方世界的工作时间仍然很长。最近有数据显示，美国的全职员工平均每周工作47小时。看来，合乎逻辑的结论是疲劳和工作压力可能会导致性活动的下降。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在1998年，珍妮特·海德（Janet Hyde）、约翰·德拉默特（John DeLamater）和埃里·休伊特（Erri Hewitt）在《家庭心理期刊》（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家庭主妇、全职女性与兼职女性相比，性活动、性满足和性欲并没有减少。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反，特温格、谢尔曼和威尔斯发现，繁忙的工作与较高频率的性活动存在相关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没有影响；相反，重要的是工作质量而不是数量。对于你的心理健康来说，不好的工作可能比没有工作更糟糕，这也延伸到我们的性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压力是性活动和性幸福指数下降的核心要素。
例如，2010年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的盖伊·博德曼恩（Guy Bodenmenn）和他的研究小组在三个月内对瑞士的130名女学生进行了研究，发现自我报告的较高压力与较低水平的性活动和性满意度有关。压力有多重影响，包括改变激素水平，造成对身体的负面印象，导致我们质疑性关系和伴侣，以及提高药物和酒精的使用水平。所有这些都与性活动和性欲下降存在相关性。
都是现代生活惹的祸
有很多其他理由认为，心理健康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性生活。虽然特温格、谢尔曼和威尔斯并不认为观看色情内容和工作时长是性活动减少的原因，但研究人员认为，性活动减少可能是因为不快乐水平的升高。尤其是西方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心理疾病四处蔓延，主要集中于抑郁症和焦虑症。
抑郁症状与性活动和欲望减少有很强的相关性。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伊凡·阿特兰蒂斯（Evan Atlantis）和托马斯·萨利文（Thomas Sullivan）在对《性医学期刊》上发表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后发现重要证据，证明抑郁症导致性功能障碍上升和性欲降低。特温格、谢尔曼和威尔斯将这些证据与所提及的心理健康问题结合起来，认为幸福感下降与性活动平均次数下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研究将这些广泛的心理疾病与现代生活日益增强的不安全感联系起来，这对年轻一代来说尤其严重。性活动水平下降幅度最大的恰恰这一代人，而吉恩·特温格的研究显示，与X世代或婴儿潮一代在同样年龄时相比，千禧一代的性生活次数要少。研究发现，工作和住房不安定、对气候变化的恐惧以及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受到破坏都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性行为的下降反映了现代生活的本质。这个现象不能归结到某一个问题上，实际上它是许多事情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现代生活各种压力——工作，缺乏安全感和技术的混合——的产物。
有些人可能会庆祝性活动的减少，认为这是在拒斥越来越宽松的性道德。但性是一件重要的事。它能增加人的幸福感，使你更加健康，甚至让你对工作感到更加满意。最重要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性是一件有趣的事。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今年二月，来自瑞典上托尔内奥镇（Overtornea）的一名议员佩尔-埃里克·马斯克斯（Per-Erik Muskos）提出了一项建议，为市政府的550名雇员每周增加一小时的休息时间，让大家回家做爱。马斯克斯大赞性的好处，称他的建议可以为 “为夫妻创造独处时间”的机会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一直在试图处理这个问题，特别是因为担心出生率下降。目前，日本的父母享有生育补贴。多年来，日本鼓励公司给予公民更多的假期来生育。日本的一个大型经济组织经团连（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也参与其中。它鼓励其1,600个成员企业允许员工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同时，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向人口较多的家庭提供购物券，并启动政府批准的相亲网站。澳大利亚政府多年来一直进行类似的努力，2014年前成为新生儿父母的可获得”宝贝奖金”。
这些建议的问题在于它们必然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虽然额外的休假和政府奖励可能会产生短期影响，但这处理不了幸福感下降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而它可能会导致性欲下降。
正如问题是多方面的，其解决方案也必须是多维的。要解决性活动减少的问题，就必须应对导致西方世界心理健康危机的原因——这是一场基于工作和住房不安全感、对气候变化的担忧以及公共空间和社区空间的丧失的危机。这样做不仅会促进人们增加性生活，而且还有利于人类整体的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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