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ADB)前官员认为,柬埔寨必须加强部门内部的多样化,以确保未来几年的增长。
ISEAS-Yusof Ishak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ayant Menon博士在该研究所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基于研究的评论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柬埔寨要实现到2030年成为中上收入国家、到205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就必须解决各种制约因素,以实现更具包容性、可持续和有韧性的增长。
他指出,增长模式应由正规和非正规部门驱动,并创造体面的薪酬和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柬埔寨需要一个结构转型的新阶段。迄今为止,柬埔寨经济的多元化程度有限,但这并没有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只是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包容性。在疫情爆发前的十年里,柬埔寨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7%,这主要得益于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优惠贸易准入、以吴哥窟为中心的旅游业以及大量资本和援助流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预计柬埔寨将在十年内摆脱最不发达国家的地位,随着贸易优惠和援助流动的减少,柬埔寨将成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它将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这将需要一种新型的多元化。
研究柬埔寨经济的主要权威指出,涉及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农村-城市移徙的结构转变的初始阶段可能已经达到极限。向生产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的横向转移,带来了生产率的一次性提高,从而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但这种提高是不可持续的。
柬埔寨生产力的未来增长将必须来自部门内的多样化。这涉及到向部门内高附加值产品和活动的垂直转移。这种类型的多样化有时被称为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在制造业,它涉及到更多地参与全球供应链。
Menon博士同时也是柬埔寨发展资源研究所的研究顾问,他强调,柬埔寨必须解决两组制约因素,以实现更大的部门内多样化,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这些因素包括有限的人力资本和高昂的经营成本。为确保新型增长继续下去,必须解决另一组限制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制约因素。柬埔寨人将需要政策改革,需要公共和私人投资,以解决这三种限制。”
他指出,柬埔寨需要与私营部门密切合作,投资于技能开发和培训,以避免技能不匹配。他强调了其他令人担忧的领域:“对企业而言,在柬埔寨开展业务的高成本源于有限的实体和物流基础设施,以及昂贵的能源和金融。由于基础设施普遍存在赤字,有必要优先考虑交通运输部门和整个经济领域的投资。”
高昂的电力成本限制了从劳动密集型组装活动向电子和汽车供应链中附加值更高但能源密集型的零部件生产的垂直升级。柬埔寨需要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进行投资,以降低发电成本和对柴油和重质燃料油的依赖。
高昂的融资成本,特别是对小农和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而言,使贫困长期存在。它们获得正式融资渠道的机会有限,这与成本密切相关。然而,数字创新的潜力,包括金融科技和区块链技术,为柬埔寨金融部门提供了加强金融包容性的重要机会。”
在上周举行的“2023年柬埔寨展望会议”期间,Menon博士在接受《高棉时报》采访时表示,柬埔寨必须注重质量增长,同时努力实现到2030年达到中高收入水平的目标,并补充说,在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数量方面,质量和数量之间的权衡是最重要的。
Menon博士强调了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案例,以解释在经济困难时期维持收入水平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现在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但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曾经成功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斯里兰卡,在经济衰退后,又回到了中低收入国家行列。
这两个国家完美地告诉我们,在人均GDP方面达到特定的数字并不重要,因为它必须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和高度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