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给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经济挑战。但它也标志着该国经济改革努力的分水岭时刻。这场危机使印尼减少了对不稳定的外国资本流入的依赖，并重新思考其增长路径。
疫情期间，随着全球投资者逃离新兴市场债券和股票，印尼暂时摆脱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与此同时，抑制进口的国内需求下滑，以及相对较高的国民储蓄，缓解了印尼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进一步提振了仍在从疫情中恢复的国内经济。
印尼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源于外国直接投资(FDI)不足。2021年，印尼的FDI流入量仅占GDP的1.8%，而越南和马来西亚分别为4.3%和5%。
相反，中国经济一直依赖于波动不定的大宗商品相关出口，以及波动不定的外国资金流入债券和股票市场。浅薄和不充分的国内金融市场未能充分调动储蓄，为该国的投资需求提供资金。
在之前的全球波动周期中，随后的外国资本外流导致印尼盾大幅贬值，并导致金融体系出现流动性紧缩。
这增加了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债务负担，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了银行系统的融资成本和不良贷款，对国内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通过缩减账户赤字来解决问题的改革努力面临着挑战。在前几年，减少经常账户赤字通常意味着减缓国内消费和进口，从而抑制经济增长。促进制造业出口的努力也遇到了瓶颈。
由于印尼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其他亚洲出口国——尤其是越南和孟加拉国——已变得更具竞争力。
大量的金融丑闻破坏了有效调动储蓄和深化金融市场的努力。尽管有这些挫折，但体制改革正在取得一些进展。印尼财政部和央行越来越被视为可靠的机构，它们采取循证政策，捍卫西方式央行的独立性，并由受人尊敬的人物领导。
实施防止资本过度流动的措施已被证明是复杂的。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即使是暗示将限制该国相对自由和开放的资本市场的资本管制或其他规定，也会遭到抵制。相对宽松的全球货币政策和审慎的财政政策也使印尼越来越受外国证券投资的欢迎。
政府迅速实施了政策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首先是实体经济改革。政府于2020年11月通过了综合法案，旨在提高印尼的竞争力，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它的实施还有待观察。
全球能源危机也促使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争议的政策，包括“下游”和禁止原材料出口。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2011-2022年期间镍衍生品出口的增加，并刺激了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
第二个政策组包括金融部门改革。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金融综合法案，以提高金融体系的可信度，扩大和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支持新技术的发展，并明确危机应对措施。在2020年一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倒闭后，政府还制定了重组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的计划。
自疫情以来，本地债券市场大幅增长。由于信贷需求下滑，地方银行倾向于持有大量政府债券，这大大提高了地方所有权。财政部成功地推动精明的国内投资者购买零售政府债券，进一步调动了消费者储蓄，提高了市场发现能力。
印尼央行印尼银行(bank Indonesia)也撤出了在国内外汇市场的行动。新的衍生工具成功地推动了市场对本币走势的预期，缓解了当前汇率的压力。针对出口商的新定期存款机制的推出，也增加了外汇供应。
由于预料到全球美元流动性的突然紧缩，印尼央行加大了与主要贸易伙伴扩大本币结算(LCS)的力度，这是一项鼓励使用本币结算双边交易的计划。
它的努力大大提高了每月LCS的使用率。印尼央行还试图通过推出一个新的全国信用卡门户，减少印尼对外国服务提供商的依赖。
印尼银行也接受了数字化。印尼QR码标准已经广泛使用，记录了超过2400万商家，每日交易额超过8亿美元。
它使数以百万计的非正式部门供应商能够通过印度尼西亚不断发展的数字银行业与主流金融体系进行互动。这可能是政府提高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潜在金矿。
印度尼西亚利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机会，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以解决之前的缺陷。它现在的工作是通过提高营商便利度、减少投资壁垒、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普惠金融来完成这些“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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