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日本经济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等宏观经济指标总体状况良好。但不可持续的经济趋势持续恶化，引发了人们对日本未来经济稳定性的担忧。
日本202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略高于1%——不算高，但考虑到潜在增长率估计低于1%，这并不坏。产出缺口(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额)正在缩小，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上升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全国就业申请比远高于1。
消费者价格通胀率目前在3%左右，超过了日本银行2%的目标。企业利润活跃，股价达到泡沫后的高点，入境旅游已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使受疫情严重打击的行业受益。
尽管有这些积极因素，但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满意。他们不满的根源在于，尽管名义工资在上涨，但上涨的速度低于通胀的速度。这侵蚀了实际工资，削弱了消费，并使人们对经济能否持续温和增长产生了怀疑。
工资-价格差距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尽管日本央行采取了几项措施，略微放松了对收益率曲线的控制，但它没有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一决定是基于所谓的工资和物价上涨的良性循环的缺失。
2023年11月，政府推出了旨在“彻底克服通货紧缩”的财政一揽子计划。对“通货紧缩”的奇怪提及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除非工资上涨达到或超过通货膨胀，否则经济不会摆脱通货紧缩。
考虑到经济中不可持续的趋势，这些政策是否恰当值得怀疑。自2021年以来，日元汇率大幅贬值，使本已“廉价的日本”变得更加廉价，并降低了以美元计价的GDP。
虽然很难确定均衡汇率，但很明显，目前的汇率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日元疲软是日本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巨大利率差异的结果。减少汇率失调取决于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有充分的理由开始使政策正常化，因为消费者价格通胀已经高于其目标。尽管工资仍然滞后，但货币政策并不是提高“实际”工资的工具，而“实际”工资是由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实际因素决定的。
由于工资增长缓慢而继续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是错误的，好像这样做日本央行就能以某种方式提高实际工资。
政府2023年11月的一揽子政策包含了可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措施。该计划的第三和第四大支柱旨在刺激国内投资和数字化，这与可持续的实际工资增长是一致的。
这些支柱也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2022年6月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倡议相一致。
不过，该方案更多地侧重于岸田文雄安抚公众的需要，即迅速缓解通胀的影响。第一个支柱包括继续提供临时性燃料补贴和全面削减所得税。
第二个支柱包括鼓励工资增长的各种补贴。这些措施对改善经济的供给侧表现几乎没有作用，这意味着家庭和工人从一揽子计划中得到的任何缓解都不会持续太久。
毫无疑问，令岸田文雄失望的是，减税计划遭到了各方的抨击，被认为是临时的、没有针对性的。更重要的是，该方案的大部分内容与日本经济另一个不可持续的方面背道而驰——高额且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和赤字。
几十年来，日本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一直很高，但没有引发任何危机。日本央行吸收了数量惊人的政府债券和票据，几乎没有给私人投资者留下出售它们的空间。
尽管利率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名义GDP增长率，这使得债务动态趋于良性。在这种背景下，或许没有必要担心财政危机。
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胀是否保持温和。可控的通胀将使日本央行能够限制其政策正常化的程度。
一旦失去了日本央行的支持，政府的融资成本可能大幅上升，形成恶性债务动态。未来几年，日本央行和政府都希望工资上涨，但这可能是因祸得福。如果他们加速通胀，日本央行将被迫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挤压岌岌可危的公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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