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人口结构终于带来红利

印度的人口红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将于2040年结束。相比之下中国的红利在2010年代中期就结束了，但它充分利用了30年来9-10%的年增长率。

1980年，两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相似，但到2022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20,300美元，而印度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200美元。在人口红利结束之前，印度需要确保GDP保持至少8%的年增长率，为年轻人口创造足够的非农业就业机会。

尽管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印度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平均实现了7.9%的增长。在此期间，人口年均增长1.4%，人均国民总收入年均增长5.5%。

2004-2005年至2011-2012年期间，美国经济平均每年创造750万个新的非农就业岗位。这使青年失业率和总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使工人退出农业，这是中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结构转型的一个特点。

伴随着快速增长的是就业结构变化的加速。2004-2011年间，制造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从10.5%上升到12.8%。自1973-74年以来，农业工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在2004-05年之前，绝对人数一直在增加，之后开始下降。

与中国一样，大多数低技能农业工人被建筑业吸收，建筑业的就业人数从2004年的2600万增加到2012年的5100万。公共和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了这一增长，同时也推动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增长。

但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领导下，这一成就发生了逆转，2015-22年的GDP年增长率降至5.7%。2019年，新增非农就业岗位从每年750万个降至290万个。自2015年以来，制造业总就业岗位也有所下降。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在1992-2015年保持在17%，在2022-23年回落到17%之前下降到13%。

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企业过度借贷，当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财政刺激措施从2012年起退出时，企业过度借贷成了问题。许多企业停止偿还贷款，尤其是公共银行的贷款。由于不良资产不断增加，银行随后减少了贷款。

糟糕的经济政策加剧了GDP增长的放缓。随着实际有效汇率被允许升值，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25%降至2022年的22%。然后莫迪在2016年突然宣布废除了86%的印度纸币。这使得大多数依赖现金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MSMEs)陷入混乱——许多企业倒闭，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创造了大部分非农就业机会的中小微企业在废钞运动六个月后又遭受了一次打击，当时引入了全国性的商品和服务税。尽管它包含了17种邦税和间接税，但糟糕的规划对大部分未注册的中小微企业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了近三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降至4%。

随后政府鼓励公共银行通过非银行金融公司恢复对建设行业的贷款。施工暂时恢复。由于就业增长放缓抑制了消费，房地产行业和新的放贷机构纷纷崩溃。

莫迪于2020年3月宣布全国封锁新冠肺炎，当时印度只有600例确诊病例。世界上最严格的封锁停止了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6000万城市工人回归农业，其就业份额从42%上升到46%，这是早期结构转型的逆转。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k型复苏意味着非正规部门萎缩，而正规部门增长。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也在服务业，但需要高技能工人，而大部分人口都不是。实现印度的人口红利意味着为三个人口群体创造非农业就业机会。印度需要让数百万人退出农业，以应对2020-21年的反向移民。

第二类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尤其是女孩，因为印度在2015年实现了80%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印度仍然是世界上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因为她们上班的距离有限，而且缺乏非农业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培训。

最后一个目标是公开失业的人。现任政府继承了大约1000万公开失业人口，到2022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3800万。

印度每年至少需要 1,000 万至 1,200 万个新工作岗位来吸纳这三类人。印度要想恢复非农就业并恢复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增长，就需要制定一项与中国和东亚类似的制造业战略，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产出中的比重。全球经济放缓可能不会产生出口需求，但拉动内需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还需要重新关注中小微企业，以重新创造就业机会。教育质量也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尤其是改善女孩非农就业前景的政策。这些政策有助于维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实现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