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能将全球饥饿危机正常化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1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饥饿人数一直在下降。但是尽管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但这一趋势正在逆转，2021年全球约有8.28亿人受饥饿影响，比2020年增加4600万，比2019年增加1.5亿。

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低收入国家。在英国、南非和巴西等较富裕国家，有大量人口无法满足基本的营养需求。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公平的粮食体系和普遍的饥饿可能成为新常态。

在英国这个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大约七分之一的人在2022年9月经历了食物贫困，全国有2000多家食品银行，大约十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100。

在巴西，到2010年代初，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已降至最低水平。但近年来由于2014年开始并于2015年加深的经济衰退，这种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逆转。经济危机恰逢政治动荡时期，并被政治动荡放大，导致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在2016年被弹劾。

2019年巴西前总统雅伊尔·梅西亚斯·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上任时，他的政府没有努力减少饥饿或贫困，COVID-19大流行很快加剧了这两个问题。到2022年估计有1.25亿巴西人(占巴西人口的一半以上)面临一定程度的粮食不安全，其中3300万人生活在饥饿中。黑人和棕色人种社区、女性主导的家庭以及有年幼子女的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与巴西一样，在我长大的南非，饥饿也是历史遗留问题的根源。尽管宪法明确承认人民有获得充足营养的权利，但粮食不安全问题依然存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近45%的人口经历了中度或极端粮食不安全，是同期巴西的两倍。

我们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世界人口。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仍然不愿意采取行动。在英国人们缺乏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的政治意愿，而该国不完善的福利体系迫使食品银行和慈善机构收拾残局。只有当不断上升的饥饿水平开始消耗政客的选票时，这种情况才会改变。

在南非民间社会组织和媒体正在努力提高人们对粮食不安全的认识，并要求政府承担责任。例如自2022年3月以来，在线报纸Daily Maverick以“食物正义”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南非饥饿问题的文章。该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如Gift of the Givers，向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而其他组织则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履行确保食物权的任务。这些努力无疑指向了正确的方向，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个问题在全世界都很常见：指责受害者，就像英国政客声称：“人们使用食品银行是因为他们不会做饭或管理家庭预算。这种说法既不准确，也无益，造成粮食不安全的原因是结构性差异和权力失衡，而不是个人选择，对小农、边缘化群体和妇女的打击最大。”

为了克服潜在的系统性饥饿和贫困，最易受粮食不安全影响的人群必须成为努力建立更公平的粮食体系的核心，以改善他们获得营养和生计的机会。这意味着支持社区主导的、考虑到边缘化群体需求的举措。制定针对历史上不公平现象的地方和国家政策，并确保将饥饿患者纳入各级决策也至关重要。

英国城市布莱顿和Hove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社区团体和政府官员如何共同努力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通过使用“全系统”方法，当地政府的不同部门(包括卫生、规划和交通)与学校厨房和社区组织合作，该市能够改善获得健康食品的机会并降低儿童肥胖率。

此外自2006年以来的一系列粮食和粮食贫困战略使利益攸关方能够确定相关问题并根据需要调整方案。这种长期愿景，加上不局限于食品组织的跨部门方法，是这座城市成功的关键。

归根结底协调一致的行动对于创造更公平的结果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质疑粮食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谁从中受益最大。研究人员、活动家和慈善机构必须与地方、国家和全球领导人合作，纠正食品生产、加工、分配和消费中的结构性缺陷。

在一个为每个人生产足够食物的世界上，我们绝不能接受饥饿是生活中不可改变的事实。没有人应该担心他们的下一顿饭从哪里来，或者是否有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