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的经济下滑让很多人感到惊讶。这个西非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典范。虽然现任政府将该国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和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但分析人士和专家以及加纳人民都很清楚，加纳的经济困境在大流行之前就出现了，主要原因是该国政治家喜欢超支。加纳的政治是一件极其昂贵的事情。
尽管加纳多年来一直被誉为民主的灯塔，但该国的政治制度并未以服务和提升加纳人民为目标。相反政客们最重要的目标是赢得选举，继续掌权，让自己和亲信中饱私囊，不管国家为此付出多少财政代价。因此大多数在位的政客把四年的选举周期看作是确保他们赢得下次选举的一个时期，或者是在失败的情况下积累足够的财富来离开。
为了在2016年12月的选举中取代时任总统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现任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承诺，除其他外，高中教育(包括寄宿)完全免费，恢复马哈马政府取消的护士和教师培训生津贴，取消马哈马政府引入的几项所谓的妨害税，在全国216个区各建一家工厂。
对于阿库福-阿多的新爱国党来说，这些拟议的政策不切实际，也不可能获得可持续的融资，尤其是在加纳已经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紧缩计划的阵痛之际，这是2015年获得9.18亿美元救助的条件。履行阿库福-阿多的竞选承诺对该国财政造成了重大损失。政府从国际和国内市场大量借款，以实施其计划，向独立电力生产商支付巨额债务，并弥补取消和减少税收和征费(尽管政府最终引入了更多的税收)所带来的收入缺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9年12月加纳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高水平占GDP的63.1%。当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时，该国从2020年3月开始进行了为期三周的部分封锁。加纳也在2020年12月举行了大选，就像加纳政治家在选举年通常做的那样，尽管债务水平已经很高，但阿库福-阿多及其政府还是花了很多钱。政府向加纳人提供免费饮用水，向生命线消费者提供免费电力(所有其他消费者的电费降低了50%)，除了在封锁期间为270万弱势群体提供热餐，为企业提供软贷款以及其他应对大流行的措施。
为了资助应对COVID-19和支撑经济，政府通过快速信贷机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10亿美元，以及其他外部资金和中央银行的支持。据该国审计长称这些资金中有很大一部分管理不善。
2020年加纳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11.7%，远高于4.7%的目标，也远高于当年西非国家7.5%的平均水平和非洲国家7.2%的平均水平。加纳2020年的高财政赤字延续了前几个选举年的趋势，当时赤字支出大大超过了目标。
在赢得选举后不久，阿库福-阿多政府对加纳人征收了几项新税包括COVID-19税，这是为了收回前一年享受免费赠品的成本，并支付其他流行病支出。这些措施激起了加纳人的愤怒，他们觉得政府为了赢得选举而采取了卑鄙的手段，并导致了# FixTheCountry抗议运动的兴起。
2021年希腊政府继续大举借款，在当年年初发行了30亿美元的欧洲债券。到年底时当经济明显陷入困境时，政府拒绝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支持，而是试图对电子支付(主要针对加纳广泛使用的移动转账)征收1.75%的税即电子税。
阿库福-阿多和他的政府不断谴责马哈马政府对经济管理不善，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他们上台时宣称自己有能力扭转经济，让加纳摆脱对援助的依赖。尤其是副总统马罕姆杜·巴武米亚，他被吹捧为“经济奇才”。当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的前景是政府没有准备好做出的一个羞辱性的大转变。
阿库福-阿多在前两次竞选总统失败后，似乎开始奖励每一个支持他三次竞选的人。
但反对派和加纳公众并不买账政府关于需要在国内增加收入的说法，部分原因是针对大量不缴纳所得税的人口，特别是因为加纳已经有了大量的间接税。议会随后陷入僵局和争吵，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对该国国内增收能力的信心。当年年底，加纳被有效地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随着信用评级机构在2022年1月开始下调加纳的评级，加纳塞迪开始下滑——在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与乌克兰冲突之前。
尽管电子税于5月生效，政府最终于7月宣布该国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30亿美元的救助，但整个2022年塞迪币仍在持续贬值。外汇短缺、国内投机和黑市活动加剧了塞迪的贬值，到2022年10月，塞迪对美元贬值了5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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