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和服务跨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例较1990年增长了近一倍，达到56%。例如，中非贸易额从1995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6年的1200多亿美元。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大市场，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事实。
非洲经济正处于进一步落后于全球竞争对手的危险之中。除非找到办法从根本上改善非洲大陆各国之间以及与整个世界的贸易，否则它们可能会为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全球危机埋下隐患。
虽然令人震惊，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前景抱有希望，但前提是现在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非洲大陆为即将到来的人口激增和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做准备时，政府和领导人必须放弃 “一切照旧”的老办法，接受不同的战略，以产生理想和繁荣的结果。
非洲能不能加强或利用这一点，在此过程中加深非洲大陆的相互联系？
非洲，特别是在自由贸易区目标的支持下，将需要一个明确的贸易战略，该战略是共生的，在国内和区域内都能发挥作用，而且使其产出具有竞争力。
建立正确的条件–从政治稳定到明确的经济政策和互补的基础设施发展–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发挥重要作用。另外，重要的是，它将涉及对事物的基本原理的理解，并比别人做得更好。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长期增长前景下降：趋势、预期和政策》报告就新冠肺炎大流行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增长率的长期潜在产出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讨论。
我尤其发现，由Franziska Ohnsorge和Lucia Quaglietti合著的题为“贸易作为增长引擎：不稳定但可修复”的评估报告抓住了围绕重振贸易增长和通过全球价值链和一体化区域贸易深化贸易的主要关切、挑战和机遇。
以下是准确反映现有贸易挑战和必要解决方案的要点:
全球贸易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工具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据估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使经济增长1.0至1.5个百分点，并在10年内使收入增长10%至20%。
在过去30年里，国际贸易使全球收入显著增长了24%，最贫困的40%人口的收入显著提高了50%。
此外，自1990年以来，贸易促进的经济增长已帮助10亿多人摆脱贫困。拥抱国际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增长更快、创新更大、生产率更高，国民收入更高、机会更多。通过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经济，各国可以在国内外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
货物和服务跨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例较1990年增长了近一倍，达到56%。例如，中非贸易额从1995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6年的1200多亿美元。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大市场，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事实。
然而，由于近期主要经济体贸易紧张、全球价值链复杂等全球性逆风，全球贸易增长放缓。这些事件表明，即使是世界上最偏远但基本上一体化的经济体，现有的贸易模式也极易受到轻微冲击的影响。
这本身并不坏。这些挑战围绕着过去支撑贸易快速扩张的结构性因素而存在，这些因素后来已经成熟或崩溃。
作者认为，除非采取重大政策措施降低贸易成本，否则在本世纪20年代剩余时间里，贸易增长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尽管全球都在谈论跨境商品贸易，但商品的贸易成本高得令人痛苦。平均而言，它们“几乎相当于100%的关税，因此国际贸易商品的成本大约是国内商品的两倍”。
如上所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产品的贸易成本是(并且一直是)最高的。与此同时，关于农业有可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和改变非洲经济的言论层出不穷。
尽管非洲拥有8.74亿公顷可耕地和世界上近60%的未开垦土地，但它仍然是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在《让非洲运转起来》一书中，这幅图景相当惨淡：非洲只有43%的可耕地在使用，每公顷化肥使用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3%，非洲农民每868公顷估计有一辆拖拉机。
此外，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人口总体上翻了一番，城市地区的人口翻了三番，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却难以跟上。
正如中国通过农业手段使2.37亿人脱贫的显著进展所表明的那样，最佳做法已经确立。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有效的国家推广服务和对当地市场的成功利用。中国的经验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说明创新的政策和计划可以有效地消除贫困和提高社区的地位。
平均而言，贸易关税只占平均贸易成本的一小部分–二十分之一。相反，运输和物流、非关税壁垒以及与政策相关的标准和法规消耗了大部分的贸易成本。
正如最近出版的一篇题为《通往经济毁灭的低路，以莫桑比克为例》的文章所强调的那样，将一个40英尺长的集装箱从贝拉运到利隆圭的成本可达4750美元，其中包括2000美元的港口和手续费——几乎是通过安特卫普的10倍。一个集装箱从贝拉到哈拉雷的运费是3800美元，从贝拉到卢萨卡的运费是5300美元，从贝拉到刚果的运费更是高达9000美元。
相比之下，同样一个集装箱从上海到贝拉1万公里的运费仅为6000美元。
这些数据凸显了竞争力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并突显了贸易成本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通过解决贸易成本问题，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如今，竞争力是成功的关键，而贸易成本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包括非洲国家)，降低这些膨胀的贸易成本将涉及“简化贸易流程和通关要求的全面改革方案；加强国内支持贸易的基础设施；增加国内物流、零售和批发贸易的竞争；降低关税；降低遵守标准和法规的成本；减少腐败”，正如报告明确概述的那样。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报告发现，从1990年到本世纪20年代初，关税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这是肯定的，特别是考虑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于2021年1月生效，旨在在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商品和服务的单一市场，以增加非洲内部贸易，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围绕非洲自由贸易区的这种乐观情绪是有道理的，但也有理由持谨慎态度。其中之一是，非洲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之间的合作。
如果其中一些国家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拒绝批准所有或部分尚未批准的议定书或推迟批准，会发生什么？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所有的缔约国都必须受非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整体约束，而在所有问题中，这对站在全面绿灯另一边的潜在收益有何影响？
因此，非洲各国政府应继续深化结构性改革，帮助减少边境之间、边境和边境背后的跨境贸易障碍，包括改善区域基础设施、过境延误、海关合规要求以及与运输有关的贸易成本。这方面的改革和公共政策的基本理由必须以贸易便利化为目标，从而实现简化、协调、现代化和效率。
来自非洲大陆的证据表明，要解决贸易成本上升的问题，需要采取更全面的方法。根据该报告，非洲大湖地区是贸易改革计划成功的一个例子，“边境地区贸易和商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边境过境程序的简化被认为改善了官员的问责制，降低了关键边境的骚扰率，延长了边境开放时间，增加了贸易流量，并使边境过境增加了一倍。”
最终的想法
在他们的结束语中，Ohnsorge和Quaglietti加强了这个评估的重要性：“尽管过去30年有所下降，但国际贸易成本仍然很高。在新兴市场国家，它们相当于100%以上的关税：因此，相对于类似的国内贸易商品，它们大约是国际贸易商品价格的两倍。农产品的贸易成本平均比制成品高出约五分之四，新兴市场国家比发达经济体高出一半以上。”
鉴于降低贸易成本对非洲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非洲各国政府和领导人必须严肃而紧迫地面对这些问题。
虽然各国可以通过采纳围绕贸易便利化的技术建议来大幅降低贸易成本，但这项工作的艰巨之处还在于政治领导人承诺进行艰难的对话和谈判，并愿意并致力于实施这些建议。并且比别人做得更好。
在国家和区域优先事项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也至关重要。这是不容易的工作，但它是正确的工作。这是实现某种表面上的真正增长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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