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关于该地区金融稳定的报告称，由于长期利率上升和债务负担上升所带来的风险，东盟及其在该地区的三大贸易伙伴(东盟+3)的政策制定者应采取行动，遏制高企的家庭和企业债务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的过度杠杆。
这份报告是由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于12月5日发布的，该智库为东盟提供咨询服务。东盟由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10个成员国、中国及其特别行政区香港、日本和韩国组成。
IMF表示，尽管欧元区经济体在过去几年的多次试验中表现出了金融韧性，当通胀飙升、各国央行上调利率作为应对之策时但它们正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东盟与中日韩在日本金泽市举行第二届经济合作与金融稳定论坛时发布了首份AFSR，报告称，通胀可能再度抬头的风险仍然存在，并可能导致利率在更长时间内继续走高。
AFSR表示，这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在适应利率更高、时间更长新常态的过程中出现波动。
还有人担心，在全球金融压力期间，如2023年3月美国银行倒闭的重演，可能会对东盟+3经济体产生溢出效应。此类事件之后，全球投资者通常会囤积美元，这可能导致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
AMRO首席经济学家Khor Hoe Ee博士表示：“此外，在金融市场进一步一体化和数字化的推动下，跨境资本流动加速，可能会迅速传递冲击，给政策制定者带来新的挑战。”
报告称，在这种压力时期，东盟+3央行应继续准备向金融市场提供暂时的美元流动性支持。
减轻跨境货币流动性风险是东盟+3银行的首要任务，因为它们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有着密切的地区金融联系。AFSR表示，这种对跨境融资的依赖可能使银行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因为大多数债权和负债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这增加了外汇波动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报告还说，该地区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作为债务中介和债权人)的韧性可能会受到考验，这可能会加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对AFSR金融稳定风险的深入分析强调了总体债务水平上升带来的风险，到2022年底，该地区债务水平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0%。
报告显示，到2022年，东盟与中日韩的家庭债务将达到该地区GDP的60%。韩国的家庭债务与GDP之比超过100%，而中国香港、泰国和日本的家庭债务高于该地区的平均债务与GDP之比。
在最近全球通胀上升之前，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为企业、家庭和政府积累了大量债务提供了便利。疫情期间实施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债务与GDP之比的上升。
因此在当前的高利率环境下，债务负担的增加和偿债成本的上升增加了金融稳定的风险，特别是在大流行支持措施已经或仍在逐步取消的情况下。
报告补充称：“由于利率上升或经济衰退而导致的房价调整和债务负担加剧，可能会加大违约风险，尤其是对高杠杆家庭而言。”
资产负债表疲弱的企业可能在再融资和支付利息支出方面面临挑战，而债务与GDP之比上升的政府可能面临再融资成本上升和到期债务展期风险。
东盟+3的企业债务与GDP之比接近150%，高于100%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香港的企业债务与GDP之比甚至更高，超过250%，其次是中国内地和新加坡，分别超过150%和100%。
然而，报告指出，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全球金融中心的企业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非居民持有的。
此外，新加坡的公共债务占比超过134%，仅次于日本的225%。
虽然以全球标准衡量，新加坡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很高，但这些债务主要由新加坡特别政府证券(Special Singapore Government Securities)和新加坡政府证券(Singapore Government Securities)组成，这两种证券的发行是为了非预算目的，比如投资而不是为预算赤字融资。
AFSR建议，为了应对不断上升的私人债务和其他系统性风险，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宏观审慎工具——金融监管机构和央行用来限制信贷扩张的措施——来遏制家庭和企业债务高企以及房地产开发商杠杆率过高带来的风险。
对于企业债务，可以鼓励更负责任的企业贷款做法，包括建立更好的治理框架，并通过信贷担保计划减轻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与高公共债务相关的金融稳定风险，政策制定者的策略应包括中期财政整顿、维持健全的债务结构和使投资者基础多样化。
在货币环境收紧的情况下，为了应对债务水平上升带来的风险，当局需要通过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等平衡的政策组合来加强防御。跨司法管辖区的密切合作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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