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的时代似乎结束了。在保护主义下，世界经济将如何发展?
这是我现在听到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但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像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区别，或者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对理解全球经济并没有特别的帮助。它不仅歪曲了近代历史，它还误解了当今的政策转变以及健康的全球经济所需的条件。
“自由贸易”给人一种政府退让、让市场自行决定经济结果的印象。但任何市场经济都需要规章制度，产品标准，对反竞争商业行为的管制，消费者、劳工和环境保障;最后贷款人和金融稳定职能，这些职能通常由政府颁布和执行。
此外当各国的司法管辖区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出现其他问题：当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时，哪些国家的规章制度应该优先考虑?是否应该通过国际条约和区域或全球组织重新设计规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新冠肺炎大流行爆发的超级全球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时期。过去30年签署的贸易协定与其说是关于消除对贸易和投资的跨境限制，不如说是关于监管标准、卫生和安全规则、投资、银行和金融、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和许多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以前属于国内政策范畴。
这些规则也不是中立的。他们倾向于优先考虑有政治关系的大企业的利益，比如国际银行、制药公司和跨国公司。这些企业不仅能更好地进入全球市场，它们也是特殊国际仲裁程序的主要受益者，这些程序旨在扭转减少它们利润的政府规定。
同样更严格的知识产权规则，允许制药和科技公司滥用其垄断地位也是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悄悄引入的。各国政府被迫放开资本流动，而劳动力仍被困在边境后面。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被忽视了，部分原因是超级全球化议程将它们挤出了市场，但也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创造公共产品都会损害商业利益。
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对这些政策的强烈反对，以及对经济优先事项的广泛重新考虑。一些人谴责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再平衡，旨在解决重要的国家问题，如劳动力转移、落后地区、气候转型和公共卫生。这一进程对于治愈超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和环境损害以及为未来建立更健康的全球化形式都是必要的。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产业政策、绿色补贴和“美国制造”条款就是这种重新定位的最明显例子。诚然这些政策在欧洲、亚洲和发展中国家引起了不满，在这些国家，这些政策被视为与既定的自由贸易规则背道而驰。但它们也是那些寻求替代超级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人的榜样，通常是在同一个国家。
我们不必追溯历史太久，就能找到与这些新政策可能产生的系统类似的东西。1945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精神上一直盛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此期间各国政府在工业、监管和金融政策方面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权，许多政府将国内经济的健康置于全球一体化之上。贸易协定范围狭窄且薄弱，对发达经济体的限制很少，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就更少了。国内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是常态而非例外。
尽管全球经济更加封闭(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但事实证明，布雷顿森林时代有利于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发达经济体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相对的社会经济平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低收入国家中，那些采取有效发展战略的国家，如东亚四小龙，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尽管它们的出口面临着比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高得多的壁垒。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当中国以巨大的成功加入世界经济时，它是按照自己的条件这样做的，维持了补贴、国有、货币管理、资本管制和其他政策，这些政策更容易让人想起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而不是超级全球化。
有些人认为，允许各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来推行自己的政策，必然对全球经济有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应该让他们停下来。确保国内经济健康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为其他国家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历史先例并不能保证新的政策议程将带来良性的全球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冷战的背景下运作的，当时西方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很少，苏联集团在全球经济中只有很小的立足点。因此，地缘政治竞争并没有阻碍贸易和长期投资的扩张。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现在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很大的地位。西方和中国的真正脱钩将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包括发达经济体，因为它们在工业供应上严重依赖中国。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世界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
但如果全球经济真的变得不友好，那将是因为美国和中国对地缘政治竞争管理不善，而不是因为任何所谓的“自由贸易”背叛。政策制定者和评论人士必须继续关注真正重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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