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清澈动听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在莫斯科州立剧院的舞台上悠然响起，为芭蕾舞剧《小河淌水》画上完美而动人心弦的句号。全场观众无不动容，起立向演员们致敬。他们为中国民间传说的悲剧美和民歌优美动听的旋律而感动。这部作品的作曲是在中俄音乐界均享有盛名的华裔俄罗斯作曲家——左贞观，他的传奇人生和享有盛名的音乐作品、他写的书和文章、他在艺术交流上做出的努力，使他成为了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1999年，时任俄总统叶利钦授予左贞观“功勋艺术家”称号，2005年，左贞观因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的杰出贡献被普京总统授予“友谊勋章”。
今年3月5日是左贞观先生75岁寿辰。3月12日，莫斯科州立剧院特意为他举办一场庆祝演出。芭蕾舞剧《小河淌水》由左贞观先生根据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同名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改编而成。当初他把自己的这部作品送给了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14年后，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决定演出这部作品，为老朋友的生日献礼。
芭蕾舞剧《小河淌水》的音乐由华人作曲家左贞观谱写，舞剧布景由莫斯科大剧院舞美制作，服装采用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服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由中国剧作家李华创作，而编舞是俄罗斯著名的舞蹈明星及编舞大师戈尔杰耶夫，名副其实是一部中俄合力打造的艺术作品。2006年，这部舞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获得巨大成功。从那以后，这部作品一直作为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在中俄各大剧院上演，用舞蹈语汇向观众们讲述中国的民间传说。
左贞观先生回忆起舞剧的创作历程：一直以来，他就非常喜爱《小河淌水》极为优美的旋律。恰好，云南的一位演艺经纪人邵筱萍也对《小河淌水》情有独钟，她找到左贞观的好朋友、指挥家曹鹏，希望找一位作曲家写一部《小河淌水》的小提琴协奏曲。曹鹏听闻，立刻说，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做得好，那就是左贞观。
“后来，邵筱萍就到莫斯科来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写，我说没问题。我就去了云南采风，我们去了民间，听了很多民间的音乐。云南省是中国最有意思的一个省份，因为这个省里面有中国的50多个民族中的30多个。这些民歌到今天大家都在唱，都是‘活着的’。不像在德国、法国等很多国家，已经没有民歌，现在唱的都是通俗歌曲。俄罗斯现在也是。 20多年前我作为一个作曲系的学生去采访，发现俄罗斯乡村已经没有民歌，只有80岁以上的老太太还会唱民歌。但是在云南，这些民歌保存了下来。后来我写了小提琴协奏曲，请了俄罗斯最有名的小提琴家，乐曲的演出在云南等地非常成功。后来也不知怎么的，可能是因为我同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认识很久了，而且俄罗斯的芭蕾舞在全世界那么有名，我就想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再写一个芭蕾舞剧，由俄罗斯的演员来演。于是我们策划了一下，联合把这个芭蕾舞剧写了出来。”
在北京首演成功后，《小河淌水》在中国又演出了20多场。2007年，恰逢俄罗斯的中国年，这部融合了多个中俄艺术家心血的舞剧，当之无愧地作为两国友好的象征，首次被搬上俄罗斯的舞台。这一次演出同样引起了轰动，观众们的欢呼声不绝于耳。演出过后，他们久久不愿离去。
在《小河淌水》的创作中，左贞观先生把中国民间音乐用西方的作曲手法表现出来，既让中国观众感到亲切，也让俄罗斯观众感到新奇。
“因为芭蕾舞剧是西方的一种艺术形式，我们就要以芭蕾舞剧的规则来写。芭蕾舞剧里面有双人舞，有慢板，有各种各样的舞。男子舞就要很英雄的感觉，而女子舞是非常代表女性的舞蹈。芭蕾舞剧都共享这种规则，像《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我就按这个规则——西方的音乐规则去写，但是旋律是中国的旋律。所以，《小河淌水》虽然非常短，但是我让这首乐曲在芭蕾舞剧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出现了十几次，不过每一次的出现都不一样，我用各种和声、复调和音乐规则来做，所以大家每一次听都觉得是一首新歌。”
左贞观还在舞剧中融合了诸多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歌元素。
“这部芭蕾舞剧里面不仅有《小河淌水》，还有很多云南的民歌，其中一首叫《跑马调》，是一个女子舞的主要旋律，还有其他一些云南旋律。我自己还创作了一些，写了一些舞蹈，比方说水草舞、水妖舞、萨满的舞蹈、男子舞。我这个男子舞全程都是演员在打鼓，大家特别喜欢，这段鼓乐经常单独演出，在俄罗斯演过很多次。”
左贞观钟情的《小河淌水》这首山歌在舞剧中取得了极富感染力的效果。
“芭蕾舞剧的最后，主角已经跳到水里，全团的团员都跪在舞台上，这时出来一个女高音，用纯粹的中国民歌方式唱了这首《小河淌水》。这次我请了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唱得非常非常好，她没有伴奏， 单独清唱了《小河淌水》。一场交响乐下来，从头到尾有那么多有戏剧性的、起起伏伏的音乐，最后却是一段纯粹的中国民歌，这让大家特别特别地感动。《小河淌水》这个旋律，我本人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的美丽旋律。我记得中苏关系刚刚改善的时候，有很多苏联的演员、歌唱家去中国演出，他们会找我说，我们在中国想唱一首中国的歌，你能不能给我们建议一下？每一次我建议的都是《小河淌水》。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以后会写这个芭蕾舞剧。”
1961年，左贞观16岁时随母亲来到苏联定居。 一句俄语不会的他从零开始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化，并在伊尔库茨克音乐中学学习大提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像把不会游泳的人推进水里，这个人能很快学会游泳”。没过多久，他的俄语就和汉语一样好了。他勤奋地学习、不知疲倦地读书，俄罗斯文化在他身上的烙印和中国文化一样深。
“19岁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俄国的文学作品，读的俄文原版，叫《当代英雄》，莱蒙托夫的作品。俄国文学本来就非常伟大。我看了这本书后，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俄罗斯文学，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对我的人生观和之后的生活影响最大。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歌剧拍成的电影，看了以后睡不着觉，感动得不得了。后来又看了15次，这件事没告诉我的母亲。如果告诉她我去看这部电影，我想她会觉得我疯了。”
中学毕业后，左贞观进入新西伯利亚音乐学院继续学习。作曲系的同学们常拿自己创作的曲子给他演奏，他像被“传染”了一样，也爱上了作曲。1973年，他毅然决然放弃了乐队首席大提琴手的工作，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和收入，来到莫斯科格涅辛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78年，左贞观一毕业，苏联作曲家协会就一致决定吸纳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入会。从此，他开始了自由创作的一生。70-80年代，苏联的先锋音乐如日中天。左贞观在其中发现了对音乐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自由的思想、不受节奏型约束的旋律、新颖的和声和配器。他立刻觉得，传统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他花了两年时间，没写一首曲子，专心去寻找自己的风格和形式。终于有一天，他借用中国古琴的演奏技法创作出一首东方静思风格的大提琴独奏奏鸣曲，惊艳了整个莫斯科作曲界。后来，他为自己立下目标——要把中国音乐同西方作曲技巧更好地结合。也正因如此，他创作的所有作品都是中国主题。
“我的根在中国。就像一棵中国的树，就算在别的地方生长，气候不一样，水土不一样，但长出来还是中国的一棵树，不管怎么样，不会变很多。我的根在中国，所以我学习作曲以后，写的作品都同中国有关，无一例外。比如说，我有一个五人打击乐，叫《五行》，
中国的阴阳五行。作品里面全同数字“5”有关系：5个人、25件乐器（每个人5件乐器）、中国的五声音阶。我还有部作品叫《国画》。另外有部交响乐作品《汉宫秋月》，是我用《汉宫秋月》的旋律写成的，在世界各地演过很多次。”
此外，左贞观还翻译了《诗经》中的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出风格独特的声乐作品，但他的作品在当时的苏联无法正式演出。直到1987年，中苏关系缓和，莫斯科作曲家协会为他举办了第一场个人专场音乐会。就在音乐会的现场，他与分别29年的父亲团聚。从那之后，他才有机会回到自己的祖国。1992年，左贞观创办俄罗斯爱乐乐团，其中汇聚了最优秀的俄罗斯演奏家。他多次带着自己的乐团回到中国演出，并推荐多个优秀乐团、芭蕾舞团、话剧团等演出团体来到中国。几年前，左贞观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起自己的中国梦，他希望有一天，中国的观众能够像俄罗斯的观众一样，把去剧场听音乐会当成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如今，他的梦想正在一点一点实现。他说，中国经济的腾飞让世人瞩目，但中国人对精神生活的注重才更可贵。
“每小时300公里的高铁、高楼大厦……中国的发展让人震惊。但是要我说，最重要的发展是中国人面貌的变化，比如家长带着孩子去听音乐会。以前不可能，现在已实现。我们第一年来演出的时候，只有三成座席的观众，后来达到五成，现在交响乐的音乐会大概已经有七成的观众。”
左贞观离开祖国至今，已有将近60年，但儿时在上海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那时街上拉二胡的流浪艺人、卖膏药的、变戏法的唱的歌，都化作他未来创作的灵感来源。他对祖国有着深深的眷恋和一刻也不曾停息的挂念。
“这是我们的祖国，一直珍藏心中。在俄罗斯那么多年，特别是刚来的时候，中苏关系不好，我就想什么时候能回去呀！那个时候感觉我永远回不了中国了。我想，华人，像我这样的老华侨，对祖国的这种感觉、概念完全
同于年轻一代。”
除此之外，左贞观还是研究中国作曲家冼星海的专家。他曾亲身到访哈萨克斯坦，探访冼星海故居，遍访所有同冼星海有过来往的人，找到他的作曲手稿和其他很多珍贵的资料。他曾写过《冼星海在苏联》、《黄河大合唱在苏联》等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章。左贞观说，他和冼星海就像冥冥之中有缘，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中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也唱出了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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