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5日，首届“越位”（Offside）音乐节在浙江湖州市安吉县的中国竹子博览园举办。没有几十乃至上百艺人的“超长名单”，没有人们对音乐节通常定义的“万人狂欢”。一个舞台、十支乐队、几乎百分之百的观众满意度——中国首个户外“后摇”音乐节就这样成功又看似低调地落幕了。实际上，“越位”对音乐节行业、演出市场乃至整个文旅产业来说，都极有意义。
来“后摇”节的观众是什么样的？
“后摇”（Post-rock）是一种音乐风格，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主唱的器乐摇滚”，在结构上反“主歌-副歌”的模式，注重氛围的营造。2010年前后，国内出现第一波“后摇热”。
“00后”圈圈的职业是杭州某电商企业的程序员。她从初中开始就听后摇，看到“越位”音乐节的阵容就约上乐迷群的朋友开车来到安吉。而与她同行的群友戴戴，则是建筑设计师。“我年轻时也听朋克、金属，但年纪大了，蹦不动了。后摇更适合现在的我。”
程序员、设计师，实际上，他俩的职业正是音乐媒体描绘后摇受众画像的主要标签。因为没有歌词“干扰”，音乐主要提供的是“氛围”而不是“画面感”，很多程序员、设计师都在工作时用“后摇”当背景音乐。 得益于“包邮区”的便捷交通，此次“越位”音乐节有很多来自江浙沪的观众。王瑜大学玩乐队时开始听后摇，今年刚毕业，入职了一家上海广告公司；甜甜来自无锡，银行职员；杨梓瑜在苏州读研，专业是项目管理。
当然，国内首个“户外后摇音乐节”的定位也吸引了更远的乐迷。
成都人陈俊宇，在高二时偶然听到MONO（日本乐队）的作品，感觉这种没有歌词的音乐反而会给自己留出更多的想象空间，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心绪，就渐渐成为了后摇乐迷。现在他已经在海南工作了两年，这次特意“飞”来安吉——仅在今年，海南就举办了好几场大型音乐节，但陈俊宇说“越位”是他第一次参加户外音乐节：“综合型音乐节的10个艺人里，我可能只想看其中的一两个，所以觉得不值。这次看到有纯后摇音乐节，就下决心直接过来了。” 虽然独自前来，但他提前联系了七八个某音乐平台的“网友”，把“越位”变成了“线下乐迷聚会”。李学科就是其中之一。
李学科来自成都，这次是“越位”音乐节媒体组的志愿者组长。“我2014年大一的时候开始听后摇。2016年看了Pg.lost（瑞典乐队）在成都小酒馆的演出就正式‘入坑’了。然后就开始关注国内的后摇乐队。”大学是经济专业、现在职务是某啤酒品牌销售技术支持的他先给记者列出了他在音乐节的消费：某后摇厂牌“越位”联名卫衣129元（预售）、厂牌“后摇狗”项链30元、贴纸10元、“上帝是个宇航员”（爱尔兰乐队）T恤150元、Mooncake（俄罗斯乐队）的签名专辑150元——已经超过了他当志愿者“省去”的音乐节两日早鸟通票420元。
对于“越位”门票是否算贵的提问，李学科认为“适中”：“‘上帝是个宇航员’做Livehouse专场的预售价360元，现场460元。而‘越位’一天有5支乐队。此外，相比其他音乐节45分钟的表演时间，‘越位’一个乐队可以演满1小时。所以门票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反倒希望门票不要太便宜，可以有门槛让来到现场的都是真正的后摇乐迷。”
李学科对后摇的“市场”也有自己的判断：“今年5月成都有个比较大的室内后摇音乐节叫‘逐浪’，七八支国内乐队，从下午3点演到10点，也有2000多观众。不少国外后摇乐队来中国巡演，像MONO，都是‘秒罄’而需要加场的。所以不论对歌迷还是市场，都到了可以举办更大型后摇音乐节的时机。”
音乐节向“小而精”转型
乐迷李学科的看法，至少在音乐行业内，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2023年全国范围内已经举办了约300场音乐节，绝大多数可被归类为“综合类大型音乐节”。各主办纷纷以“单日观众破X万”作为音乐节“关键指标”。
与此同时，观众一方，越来越多地出现“阵容雷同”“身心疲惫”，“不同风格的乐迷玩不到一块”的“吐槽”；主办一方，一片“红海”的市场不断出现某音乐节因各种原因取消或延期的消息。
行业内对“垂直细分型”音乐节的尝试和讨论已有时日。
“越位”音乐节的发起人龚迅认为，不论哪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会有细分的过程。比如综合型电商成主流后，就有主打低价或主打女性用户的竞品出现；比如各大运动品牌都在拼“大而全”时，主打瑜伽的小品牌反而成为爆款。
龚迅此前参与主办过2005年的爵士、2012年的电子等垂类音乐节，但项目基本上一两届就“没了”。“实际上就是赔钱太多，我们做不下去了。因为它还没形成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前文所说2010年前后的“后摇热”，实际影响范围还属“小众”，远没有之后的“民谣热”、“嘻哈热”、“电音热”和现在的“摇滚热”影响力大。但经过十多年的沉淀，音乐市场已形成“大河有水小河满”的态势，再加上新一批更注重“体验”的消费群体的崛起，以“氛围”营造为特点的后摇似乎到了再进一步的时候。
在“越位”之前，国内已经有不少主打“后摇音乐节”的室内演出。比如此次“越位”的参演乐队“文雀”，已在北京举办了三届“文雀汇”后摇音乐节（2017年至2019年）。但因为各种原因，他们还没有迈出“户外”这一步。
“越位”的主理人小科，对于做“户外后摇音乐节”很坚持——他也曾是一支后摇乐队的乐手。“在Livehouse的设备上感受后摇作品，在完整度上还是有些缺憾。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用更好的舞台和设备去呈现。此外，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只能给听众一个单一的东西。但是当场景转到户外后，就会有多维度的呈现。除了舞台，你可能看到树，感受到风，看到远山、晚霞；你可以站着听，也可以躺着听。观众的体验是成倍丰富的。”
“越位”的观众也确实感受到了小科所坚持的东西。在各社交媒体平台，几乎所有“越位”的内容，观众都在称赞“环境美”“体验好”，“下次一定再来”。
上面提到的刚毕业到上海广告公司工作的王瑜，来“越位”时还带着没完成的工作，“但当我从帐篷里看外边的景色，马上觉得心旷神怡。”在苏州读研的杨梓瑜，今年8月曾特意赶去秦皇岛看了惘闻乐队在海边的“日出限定专场”：“虽然不能喧宾夺主（音乐），但必须有锦上添花。户外景色的体验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对‘越位’的环境和氛围也非常满意，毕竟安吉的景色也是全国知名的。”
村镇开始接手音乐节主办地
近年来，音乐节与县镇的“双向奔赴”已成趋势。一方面，一二线城市不缺大型活动，音乐节审批越来越难；另一面，音乐节对县级地方文旅的综合带动作用“成效显著”。
“越位”音乐节举办地安吉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两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作为浙江地级市湖州下辖的一个县，“越位”已是安吉今年举办的第二个音乐节。
对于这次为何选择一个看起来还算“小众”的后摇音乐节落地的问题，安吉县天荒坪镇镇长许进京的思路很清晰：“可做的文化项目很多，比如演唱会或音乐节。如果做演唱会，吸引的主要还是本地市县的观众。做音乐节，全国各地的青年人都会来。”而在选择音乐节内容时，许进京表示更多考虑了与主流形式“有差异化的项目”。在“越位”主办方向他介绍了后摇音乐的特点后，他觉得与安吉规划的“大余村”计划很贴近：“欣赏没有歌词的器乐演奏，与欣赏我们的绿水青山，体验感是相通的。观众会对我们当地有更多的感受，而不是看完演出就忘了举办地。”
更重要的是，在“两进两回”工作中，“吸引年轻人进乡村”的内容与“后摇”受众高度重合。“后摇乐迷主要是设计师、程序员。你看我们‘大余村’项目，今年已经引进了1000多名青年大学生，他们很多就是做设计、做软件的‘数字游民’。基于此的交流融合，会为双方提供更多机会。”
而相对于成本更高、安保压力更大的综合型音乐节，许进京对“越位”这种更垂直的国际化的音乐节给当地带来的撬动效果更加满意。“越位”也将成为更多县镇承接音乐活动的一个有益参考（摄影：鱼子/讴阳/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