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行政管理的核心愿景,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回应多数群众的合理诉求。教育部印发的《全国中小学校服管理“应知应会”》及四部委相关新政,早已明确“民主、公平、公开、合规、科学”的核心原则,构建起“学校主体、民主决策、公平竞争、全程公开透明”的管理体系。然而,在江西、沈阳、郑州等地的校服管理实践中,却屡屡出现“少数声音绑架多数意愿”的治理偏差,伴随行政干预不当、监管缺失、民主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校服这一本应发挥育人功能的载体,
执行走样:多数意愿在偏差中被漠视
校服管理的初衷,是通过规范着装守护学生健康、传递校园文化、彰显教育公平。但部分地区的执行偏差,不仅让多数人的合理期待落空,更滋生新的治理矛盾。
江西推行的“一市一款”政策,是典型的“执行跑偏”。本应借此契机落实公开透明、根治乱象,当地却以“统一款式防范廉政风险”为由,采取行政统一手段,反而引发新问题:资质审核形式化,导致无完整质检报告的小作坊混入市场,照搬统一款式生产的“高仿校服”成本低30%以上,借助信息壁垒逃避监管;烟酒店、小卖铺等非正规门店未经备案便违规售卖校服,产品存在质量风险且缺少售后。更严重的是,政策冲击下校服专营店密集倒闭,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背离了多数家庭对优质校服的期待。

沈阳的校服投票则让“民主公开”沦为形式。今年8月,沈阳首次启动全市校服统一款式网络投票,因存在“清除缓存可重复投票”的技术漏洞,出现个别款式票数异常激增的刷票现象,引发家长对公平性的质疑。重启投票时,相关部门却下达“传播禁令”,禁止将投票信息转发至家长群、班主任群等公开渠道,仅允许通过内部会议传达,违规者将被追责。此举被家长批评为“暗箱操作的假民主”,既剥夺了多数家长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也阻断了家长间的信息沟通与流程监督,使本应体现多数意愿的投票,完全偏离“民主、阳光”的政策要求。

郑州的专项整治则停留在“表面功夫”。当地自2025年4月起开展校服治理,重点治理强制购买、价格虚高、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强调“学生自愿购买”原则,但这些本应落实“应知应会”的举措,并未触及核心矛盾。更值得警惕的是,郑州仍计划探索统一校服款式机制,却未充分吸取江西“行政统一易滋生垄断”的教训。郑州若在推进统一款式过程中,未能充分保障家长全程参与、监督,或监管力度不足,可能陷入“统一即垄断、垄断生弊端”的循环,偏离“学生自愿”“民主决策”的政策核心。
近期引发热议的广州校服统一计划,更凸显了“少数决策与多数意愿”的矛盾。近日,据媒体报道,广州市正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拟在全市推行中小学生统一校服,《广州市中小学校服管理办法(修订)》预计2026年3月正式发布,此前启动的第四届中小学校服设计大赛被外界解读为“统一校服铺路”。但一份针对广州家长、师生的线上调查显示,62.08%的受访者明确反对统一校服,认为这会抹杀百年名校的校园文化传承,剥夺学生与家长的选择权。这场政策动向与多数民意的明显背离,再次引发公众对“谁来主导校服决策”的深层思考。

根源剖析:三重扭曲导致政策执行异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校服治理乱象的核心,是基层执行中的“三重扭曲”:将“禁止强制购买”曲解为“不得组织征订”,将“压减非必要款式”极端化为“全面停发所有校服”,将“防范廉政风险”异化为“回避管理责任”,而这背后是政策解读失真、治理思维懒政、机制建设短板的深层症结。
政策解读存在“选择性失真”。部分地区机械理解上级要求,以“行政统一”取代市场竞争,用“一刀切”忽视校园文化差异与多数家庭的个性化需求,既架空学校主体地位,又剥夺多数人的选择权,为乱象滋生提供了条件。
治理思维陷入“懒政化误区”。面对采购环节的利益输送风险,部分基层管理者不愿建立民主公开的长效机制,反而以“一统了之”“一禁了之”规避争议。江西用行政统一替代民主监督,沈阳以“防舆情”为名限制信息传播,本质都是逃避责任的懒政表现,最终导致监管真空,让少数违规者获利、多数人权益受损。
机制建设存在“全链条短板”。教育部明确要求“选用组织中家长学生代表占比不低于80%”“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方可启动采购”,但多地均未落实到位:江西未建立家校决策机制,家长沦为被动消费者;沈阳变相剥夺家长参与权,民主决策流于形式;郑州的监管与决策机制仍不健全,贸然模仿“一市一款”模式。与此同时,市场监管缺位导致违法成本过低,各地对小作坊仿制、非正规渠道销售等现象打击滞后,进一步加剧市场失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青海西宁市第十一中学的实践:学校组建300位涵盖不同职业、收入水平的家长决策小组,邀请合规企业现场展示样品、公示价格,通过“线下主会场+线上分会场”的无记名投票确定中标企业,教育局与媒体全程监督,真正实现了“多数意愿主导”,让家长买得放心。

校服虽小,却是教育治理的“微缩镜”。江西、沈阳、郑州等地暴露的问题警示我们,偏离“多数意愿”的治理终将背离民生期待。唯有将决策权交还家校、监督权赋予社会、责任压实到相关主体,才能破解“少数绑架多数”的困境,使校服真正成为承载美育功能、保障学生健康、体现教育公平的“流动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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