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国中小学校服管理“应知应会”》的通知，在延续重申2015年国家原四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基础上，针对行政干预过度、采购流程不透明、学生和家长参与度低等突出问题，着重强调了“民主、公平、公开、合规、科学”的核心原则，构建起“学校主体、民主决策、公平竞争、全程公开透明”的管理体系。
然而遗憾的是，江西、沈阳、郑州等地在校服管理执行中的偏差迟迟未能改观。从“一市一款”引发的质量失控，到“隐秘投票”导致的信任危机，再到采购模式混乱催生的公平争议，暴露出系统性治理短板，引发公众对校服治理实效的担忧。更值得警惕的是，广州等城市还在推进统一校服设计，这类偏离治理核心的政策仍在蔓延。
江西：腐败整改跑偏，“一市一款”沦为新乱源
江西校服乱象的起点，是典型的行业腐败案件。此前，斯沃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支付高额回扣，长期垄断赣州、南昌等多地校服供应。最终，该公司法人因非法经营罪被依法抓捕，涉案回扣金额达数百万元。这本是落实教育部“应知应会”、以公开透明根治腐败的契机，但当地却剑走偏锋推出“一市一款”行政统一政策，试图以“统一款式”规避廉政风险，反而滋生新的乱象。
江西省中小学生校服展示平台明确要求，入驻企业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近3年无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失信名单，且需经专家小组综合审验。但公开反馈显示，平台的资质审核与检测报告公示环节存在明显的“形式化”问题。正如平台入驻厂商李先生所言，部分无完整质检报告的小作坊，仍能通过各种方式规避审核混入流通环节——这些作坊只需照搬统一款式，就能生产出成本比正规产品低30%以上的“高仿校服”，借助平台的信息壁垒逃避监管，让官方平台的“筛选把关”功能沦为空谈。
江西赣州某地教育局曾明确表态，当地从未指定或授权烟酒店、小卖铺、内衣店作为校服专卖点，但这类非正规门店仍大量售卖校服，且均未完成经营许可备案，也未向监管部门报备。赣州家长反映，在烟酒店购买的冬装校服存在“拉链卡壳”“缝线脱线”等问题，商家却以“不退不换”拒绝售后。这种“无准入、无监管、无售后”的销售模式，让线下市场彻底沦为劣质校服的“倾销场”。
政策实施不满一学期，江西多地校服专营店密集倒闭。实际上，校服“淡旺季明显、利润微薄、缺乏品牌差异化、强监管约束”的特性，本就与传统市场化渠道适配度低，而政策失序进一步冲击市场生态，导致小企业大规模退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沈阳：投票乱象频发，民主公开沦为形式
近日，沈阳市在重启全市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投票工作时，同步发布的投票细则中明确设置“传播禁令”：相关投票要求严禁下发至家长群、班主任工作群等公开群组，仅可通过会议培训形式向班主任传达，违规引发舆情将对责任单位及个人严肃追责。此举引发广泛争议，不少家长和教育界人士指出，实质是“偷偷摸摸的假民主”，剥夺了家长的知情权与全社会的监督权。
今年8月，沈阳首次启动校服网络投票时，就曾因“清除浏览器缓存可无限次投票”的技术漏洞，出现部分款式短时间票数异常暴涨的刷票乱象，“全市统一还叫校服吗”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家长对投票公正性的信任本就备受冲击。如今重启投票却加码“传播限制”，更让公众疑虑加深。有家长直言：“上次投票因不透明引发刷票争议，这次不仅不弥补透明度短板，反而不让公开讨论，难道是怕家长发现问题？这种‘偷偷摸摸’的投票，怎么保证结果是真实民意？”
教育部“应知应会”及四部委校服新政均明确要求，校服选用工作必须坚持“民主、阳光、透明、公开”，“确保家长知晓知情、全过程接受全社会监督”。沈阳的“传播禁令”恰恰违背了这一核心：班主任通过会议培训获取信息后，能否完整、准确传达给每一位家长存疑；禁止公开群组传播，意味着家长之间无法互通信息、交流意见，也无法对投票流程中的潜在问题进行监督，完全割裂了“全社会监督”的渠道。
郑州：整治流于表面，统一探索暗藏风险
郑州市虽自2025年4月起开展校服专项整治，重点治理强制购买、价格虚高、流程不规范等问题，强调“学生自愿购买”原则，但这些本应落实“应知应会”的举措，并未触及核心矛盾。当地还计划借鉴其他城市经验，探索建立统一校服款式机制，遵循“简约、大方、实用”原则分步推广，预留过渡期。
然而，这种“探索”需警惕重蹈覆辙。江西的教训表明，简单的行政统一若缺乏配套的严密监管和真正的民主决策程序，极易滋生新的问题。郑州若在推进统一款式过程中，未能充分保障家长全程参与、监督，或监管力度不足，可能陷入“统一即垄断、垄断生弊端”的循环，偏离“学生自愿”“民主决策”的政策核心。
值得关注的是，郑州部分学校也存在正面实践。全市多所学校自发摒弃“行政主导”模式，严格落实教育部“应知应会”中“学生和家长代表占比不低于80%”的要求，把校服设计、采购的话语权真正交还师生家长。在款式设计环节，学校充分尊重学生审美与校园文化特色，推出兼具实用性与美育价值的校服方案；在采购过程中，通过全程公示供应商资质、检测报告、报价明细等信息，保障决策透明化。
根源深挖：政策跑偏的三重系统性诱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懒政思维在执行中呈现三重扭曲：将“禁止强制购买”曲解为“不得组织征订”，将“压减非必要款式”极端化为“全面停发所有校服”，将“防范廉政风险”异化为“回避管理责任”。江西的监管失灵、沈阳的“隐秘投票”、郑州探索中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些扭曲的具体表现，其共性在于执行层面背离政策“平衡规范管理与民生需求”的初衷，最终导致市场劣质产品泛滥、管理流程不透明、公众信任受损。
政策解读存在“选择性失真”。部分地区机械曲解政策，将“禁止强制购买”简单等同于“不得组织征订”，如苏州、武汉曾出现“全面停发校服”的极端情况，迫使家长转向“三无校服”；将“压减非必要款式”异化为“行政统一垄断”，以“一刀切”忽视校园文化差异与家校需求，既架空学校主体地位，又剥夺家校选择权，为乱象滋生提供土壤。
治理思维陷入“懒政化误区”。部分基层管理者将“防范廉政风险”异化为“回避管理责任”，面对采购利益输送隐患，未建立民主公开长效机制，反而以“一统一了之”“一禁了之”规避争议。江西在“斯沃德回扣案”后，用行政统一替代市场竞争与民主监督；沈阳以“防舆情”为名限制投票信息传播，本质都是逃避责任的懒政表现，直接导致监管真空。
机制建设存在“全链条短板”。教育部明确要求建立“家长学生代表占比不低于80%的选用组织”“相关年级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方可启动采购”，但三地均未落实到位：江西未建立家校决策机制，家长沦为被动消费者；沈阳变相剥夺家长参与权，民主决策流于形式；郑州权责边界模糊。同时，市场监管机制不完善，江西对小作坊仿制、非正规渠道销售的打击滞后，违法成本过低，进一步加剧市场失序。
与乱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青海西宁市第十一中学的采购实践。2025年秋季开学前，学校在教育局全程监督下，通过班级推荐、家长自愿报名，筛选出300位涵盖不同职业、收入水平的家长组成决策小组。采购阶段邀请5家合规企业竞标，现场展示样品、讲解工艺、公示价格，组织学生试穿反馈；投票环节设置线下主会场与线上分会场，教育局工作人员、媒体全程监督，最终通过无记名投票确定中标企业。家长王女士表示：“从选款式到定价格都有我们参与，全程公开透明，买得放心。”
破局路径：让政策落地见效的三大关键举措
校服治理的关键，在于将教育部“民主、公开、透明”的核心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参考多地标杆经验，可从三方面系统性纠偏：
以“还权家校”重构决策体系。核心是落实“学校主体、家校主导”的治理原则，参考青海西宁十一中、河南省实验中学的实践：组建家长学生代表占比不低于80%的选用组织，覆盖不同职业、收入水平群体，确保决策代表性；采购前必须征得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从款式设计、企业筛选到价格确定，全程由家校主导；建立“企业公开展示、样品比对、实地考察、无记名投票”的流程，邀请教育局、媒体全程监督，投票结果实时公示，确保民主决策不走过场。厦门“打破区域限制、允许一校一款”的实践也证明，尊重校园自主性才能兼顾规范与特色。
以“全程公开”筑牢监督防线。构建“全链条透明+多维度监管”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开层面需细化三类信息：供应商资质、质检报告、报价明细等核心资料，通过官网、家长群等多渠道公示；采购流程全程留痕，以视频、照片等形式记录关键环节，存档备查；定价构成详细披露，明确面料成本、加工费用、利润占比，接受社会质询。监管层面需强化三类举措：落实“双送检”制度，企业出厂自检与学校收货后第三方复检相结合，检验费用不向家长转嫁；建立供应商“黑名单”动态管理，对不合格企业坚决清退，跨区域共享名单；畅通投诉维权渠道，整合12315热线与教育投诉平台，实现快速响应处置。
以“机制兜底”规范治理行为。明确政府、学校、企业的权责边界，形成协同共治格局。政府层面聚焦“定标准、强监管、破壁垒”，清理地方保护和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定期开展质量专项抽检并公示结果；学校层面承担主体责任，将校服采购纳入“三重一大”决策事项，建立常态化监督小组，监督履约与质量情况；企业层面坚守合规底线，签订廉洁承诺书，以品质、服务竞争，摒弃“低价中标”“仿冒侵权”的恶性模式。同时落实教育部“三年采购周期”要求，保持款式相对稳定，避免频繁更换增加家庭负担，对贫困学生设立“爱心校服”专项，兜住民生底线。
教育部“应知应会”早已为校服乱象开出“对症药方”。校服虽小，却是教育治理的“微缩镜”。江西、沈阳、郑州的乱象警示我们，偏离“民主、公开、透明”核心的政策执行，只会让“育人工具”沦为“民生痛点”。唯有回归教育部治理精神，把决策权还给家校、把监督权交给社会、把责任压给主体，才能破解治理困局，让校服真正成为承载美育功能、守护学生健康、彰显教育公平的“流动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