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战，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抑制进口，但经济数据显示，这未能实现扭转美国制造业下滑势头这一核心目标。
上述关税措施确实令2019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收窄，但那一年美国的整体贸易失衡情况要比以往年份更加严重，而且还在继续恶化，8月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840亿美元，因为美国进口商转向从越南、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进口价格更低的商品。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有所上升，目前已回到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的水平。
另一个目标，即美国制造业岗位的回流也没有实现。制造业就业增长在2018年7月开始放缓，制造业产量在2018年12月见顶。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税“正在产生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的效果”。他援引统计数据显示，从2016年11月到2020年3月，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净增加40万个。2020年3月时新冠疫情迫使美国工厂大范围关闭。
不过，这些新增制造业就业岗位中的75%左右发生在2018年7月美国针对中国的第一批关税生效之前。当时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年度增幅达到峰值，之后开始出现下降。到2020年初，即便是在美国暴发疫情之前，制造业的就业增长就已停滞不前，截至今年3月份的六个月中，美国制造业有四个月裁减了员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美联储)对各个行业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在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行业中，通过保护国内产业免受中国价格更低的进口商品影响，关税确实帮助就业增长了0.3%。
但这些提振不足以抵消中国进口零部件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成本的上升将制造业就业拉低了1.1%。另外，上述分析发现，中国针对美国出口的反制性关税拖累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0.7%。
在特朗普之前也曾有多位美国总统使用关税来保护其看重的产业。例如奥巴马(Barack Obama)曾对中国产轮胎征收高额关税，布什(George W. Bush)曾加征进口钢铁关税，里根(Reagan)也曾对日本产的电视机和电脑挥出关税大棒。
但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大举加征关税标志著美国大幅偏离了二战后的经济方针。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领导了一轮又一轮的全球贸易谈判以降低关税。这一切已不复存在。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贸易专家Chad Bown称∶“这是大萧条时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以来对关税工具的最大力度的使用。”他表示∶“其经济影响将需要数年时间逐步显现。”
特朗普自称为“关税人”，并表示抱怨关税影响的企业应该直接在美国建厂。
不过，美国制造商因关税战略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这一点从两家中西部制造商Atlas Tool Works Inc.和Hemlock Semiconductor Operations的经历中可见一斑。
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Atlas表示，特朗普对来自中国的类似零部件征收关税后，该公司用于制造业的支架、齿轮和传送带销售在一年内增长了18%。但总部位于密歇根的Hemlock仍在苦苦挣扎，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生产用于电脑芯片和太阳能电池的多晶硅。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意识到Hemlock等很多美国公司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寻求让中国削减行业补贴。但1月15日签署的美中贸易协议未能实现这个目标，该问题留待未来的谈判解决；后续谈判尚未举行。
特朗普与他的竞选对手、美国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已就特朗普的贸易和关税政策是否已把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争执不下。特朗普在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谈及拜登和奥巴马时称∶“”他们放弃了对美国制造业的信心。”
拜登在当时的辩论会上同样对特朗普的成绩不屑一顾，称美国制造业在疫情之前就已经陷入困境。
尽管如此，拜登的高级顾问们并没有承诺会撤销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关税。他们表示，拜登会与盟友协商如何处理该关税问题。拜登的高级顾问Jake Sullivan称∶“关税将是我们与盟友共同应对时考虑的工具之一。”
保守派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起初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方针，但现在表示这方面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实现目标。
史剑道称∶“实施关税是有原因的，双边逆差关系重大也是有理由的，但这在制造业就业方面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