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纾文
破碎的《富春山居图》，恰如黄公望的坎坷人生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著名山水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富春江畔时，为好友无用禅师所绘，六接纸本长卷上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笔墨清润，意境深远。
然而这样一幅千古杰作，却命途多舛，首尾异处。原来清顺治年间，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将死之际对所藏《富春山居图》念念不忘，竟萌生了“以画陪葬”的念想。画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丢入火中，虽被救出，无奈前面的部分已然焚毁，剩下的也断为两截——前段画幅小，但比较完整，称作《剩山图》；后段保留了原画的主体内容，但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的痕迹，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便是《无用师卷》。
同大多数的山水画一样，《富春山居图》所展现的并不是简单自然风光的临摹，而是画家的精神诉求和人生态度的表达。黄公望一生坎坷，饱尝磨难。他少年时工书法、通音律、善诗词，步入中年却受上司贪污案牵连，被诬入狱。出狱后，黄公望改号“大痴”，年过五旬便隐居富春江畔，专心习画。当年近八旬的他行船于富春江上时，元朝的统治已岌岌可危。漫长的江水流过浅滩、激流、高峰，直至秋景，好似繁华落尽。画中的渔、樵和读书人正如画外的黄公望，隐居于山林，相忘于江湖。
黄山的烟云变化，让刘海粟感悟自己的人生
黄山之美，成就了它与画家之间的不解缘分。画家爱画黄山，黄山同样在画家笔下成就新生。且不论年代久远的大家石涛，现代山水画大师刘海粟就是一个为黄山魂牵梦绕的人。
20多岁时，刘海粟第一次登上黄山，为眼前的雄壮景色所震撼，从此“拜山为师”。他潜心揣摩前人画黄山的成功之作，淡雅的、狂放的、险怪的、浓黑的；静态的、动态的、动静结合的……最终选定了符合自己性情的风格，那就是雄奇壮阔。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刘海粟尤其擅长对泼彩、泼墨的技巧加以创造。这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光辉标志，也恰恰与黄山的景致气息相通。过去讲水墨画“墨分五色”，而刘海粟笔下的画何止五色，而是千变万化。他用青蓝色块默写黄山——群峰波动，远山涂上白色返光，与天空浑然一体，白色的大云块，在情绪上与山峰交叠成有机之回旋。他独爱黄山的松，一幅《朱松》作于始信峰顶，一向提携他的沈恩孚题诗“扪到危峰石罅松，万千气象早罗胸；衷中跃出如椽笔，不觉绛云已化龙。”
石涛提倡“搜尽奇峰打草稿”，他最爱的正是黄山。1981年，86岁的刘海粟八上黄山，带去一方新刻的印章，上面那句“昔日黄山是我师，今日我是黄山友”，正出自石涛的《黄山图》。刘海粟为什么选择了黄山？有人认为，他是通过这种烟云的变化感悟到自己的人生，或者说，黄山是刘海粟人生的一个写照、一种象征、一种隐喻。
潘天寿再造了雁荡山，雁荡山成就了潘天寿
当我们谈及潘天寿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时，无疑是因为他不同凡响的艺术创造。这种创造性或许有诸多来源，但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60年代起逐步走向成熟期的潘天寿的艺术，是与雁荡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潘天寿是宁海人，年轻时便常去雁荡山，对那里有着近乎家乡的情感。他开始进入雁荡山的时候，正是国内旅行写生热方兴未艾之际。中国画如何面对现实是20世纪以来中国画问题的一个延伸，亦是潘天寿无法回避的难题。1955年，第一次赴雁荡山写生的潘天寿在经过一番摸索和思考之后，从不知所措的人物画和流行的写生观念中走出，并逐步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到雁荡山之后，潘天寿没有坐下来对景描摹，而是饱游沃看，体察感受，并通过诗歌而非写生稿加以体现。
这次的雁荡之行让潘天寿深感表现雁荡山之难，但他最后还是创作出了《灵岩涧一角》《梅雨初晴图轴》等重要作品。此后，他的一批以雁荡山为题材的作品，如 《记写雁荡山花》（1957）、《百丈岩古松图卷》（1959）、《小龙湫一截图》（1960）、《雁荡写生图卷》（1961）等巨构相继诞生。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潘天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大师地位。
很多人曾画过雁荡山，但只有潘天寿把雁荡山画活了。他一生与雁荡山结缘，这里的奇峰异石、花鸟虫草，都成为他笔下创作的元素。潘天寿再造了雁荡山，而雁荡山，同样成就了潘天寿的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