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新加坡就有一个抗击新冠疫情的计划。正当韩国在2月份努力应对疫情大规模爆发，而香港因行动过慢且未能完全关闭与中国内地的边界而受到指责之时，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却因其反应迅速，且采取了完善的接触者追踪措施而赢得了赞誉。
但目前，在新加坡报告首例新冠病例近三个月后，该国感染人数正迅速上升。新加坡当局仅在周二报告的新增病例数就超过了2月和3月的总和。
病毒是钻了一个防控盲点的空子∶外籍劳工。来自孟加拉、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数十万外籍劳工住在宿舍里，通常10到20人一个房间。平时，他们会挤上拥挤的厢式客车，去建造这座城市闪闪发光的办公大楼和公寓。
在新加坡已确诊的9,125例病例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病例来自外籍劳工宿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在周二的一次讲话中称，这些宿舍中的感染仍基本上得到了控制，没有扩散到更广泛的社区。李显龙称，政府部门正尽力及早发现从宿舍向外部人口扩散的任何迹象。
新加坡本月早些时候开始实施的封锁措施原计划持续四周，李显龙称，封锁措施在此基础上将再延长四周，至6月1日。李显龙称，可继续运营的必要服务场所数将会减少，以进一步降低这些服务场所员工之间的病毒传播风险。
新加坡此番经验表明，疫情防控是何等脆弱，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预警。专家们称，随著政府放松封锁措施，人们恢复社交活动，出现新的感染群不可避免。如果政府部门不能在疫情有可能快速蔓延的地点提前行动或及早发现感染迹象，疫情就可能会迅速扩散。
海湾国家最近已采取措施控制在外籍劳工中蔓延的疫情，此前他们报告了越来越多的此类病例。这些国家对在狭窄空间内生活和工作的劳工实施了大规模健康筛查，并对那些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沙特已开始将学校设施改造成劳工的临时住所，以确保保持社交距离。
在拥有570万人口的新加坡，最近感染人数的激增使该国政府把每日新增病例数限制在个位数或两位数的努力受挫。可以肯定的是，宿舍外的病例数量仍然相对较少，同时封锁的目的是将病毒传播控制在足够低的水平，以便卫生当局可以识别每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并将他们隔离。
但新加坡政府目前已在外籍劳工中发现了数千例病例，表明病毒在拥挤的宿舍中传播可能已有数周而没有被发现。这种传播的规模需要大规模的政府行动来应对，包括加大测试力度，减少宿舍居住人数，并将健康劳工转移到其他地点，包括船上和军营。
新加坡有近100万低薪外籍劳工，他们帮助建设和维护这座富裕的城市国家，但与该国其他居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这些劳工中新增确诊病例的增加引发了人们对上述不平等问题的关注。
批评人士表示，考虑到劳工们生活和就餐时彼此距离很近，新加坡政府本该意识到宿舍会成为易感染场所。外籍劳工中最早的病例出现在2月份，不过当时确诊人数还没有激增。
移民权利组织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的主席Deborah Fordyce表示，新加坡目前正在采取的一些举措早该实施，应把外籍劳工安置在不同的居住环境中。
政府官员称，他们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比如关闭集体宿舍里的健身房等非必要设施，错开用餐时间，避免不同宿舍楼的住户接触。
但要避免疫情大规模暴发，新加坡政府或许还应更早地封锁该国??这凸显出领导人面临的艰难权衡。
新加坡的学校、购物区、餐厅和工作场所在4月初之前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官员们曾提醒说，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会持续数月，他们原本倾向于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尽量避免给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也防止人们对封锁措施感到厌倦。
许多感染都始于那个时期，同时官员称，其中一些感染病例与一家大型购物商店有关。著名的慕斯达发购物中心(Mustafa Centre)每天都有外来务工者、成百上千的其他居民和游客光顾，该购物中心销售各种商品，从杂货、黄金到T恤、手机不一而足。
新加坡当局认为，曾光顾这家购物中心的劳工感染了病毒，并传染给了与他们一起工作和吃饭的人，同时也把病毒带到了各自的宿舍。
大约有30万外籍劳工住在宿舍里。有些宿舍是大型的、专门建造的建筑群，可容纳多达2.5万人。有些宿舍是小型工厂改建的，最多可容纳500名劳工。当新加坡有关部门发现这些病例时，病毒已经在许多宿舍传播开来，一些感染病毒的劳工只是表现出轻微症状，甚至根本没有症状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病毒得以悄悄传播。
从那时起，所有的宿舍实际上已被封闭隔离了，除了使用卫生间和淋浴等必需行为外，工人们的活动基本上被限制在自己的房间里。
现年30岁、来自孟加拉国的建筑工人Farokh Omor目前被隔离在Kranji Lodge One，在这里他与其他11名男子共居一室。他和他的室友每天除了去取两次餐食或者是去卫生间，其馀时间都待在屋内。
他说道∶“我遵守新加坡的法律，如果政府要求待在室内，我就待在我的房间里。”
新加坡总理最近在Facebook上发出的帖文中表达了对外籍工人的感激，他说，外国工人帮助新加坡修建了机场和港口，并在工厂里上夜班。但活动人士表示，新加坡需要做出更广泛的改变。
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慈善机构移民经济人道组织(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Economics)的执行董事Catherine James表示∶“当这一切结束后，政府应从疫情得到教训，重新调整公共政策。”她说道∶“把外国工人置于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会造成系统性脆弱，随时都会引发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