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还有故乡可以回归?我们如何歌唱故乡?

我们是否还有故乡可以回归?我们如何歌唱故乡?

2017年12月17日,凤凰网文化中心倾力打造、贵州习酒首席赞助的民谣教父首档人文音乐节目《未央歌》在北京举办了贵州习酒专场民谣分享会。胡德夫与大陆民谣音乐人钟立风、著名学者戴锦华、共话“没有民谣,中国如何唱自己”,纪录片导演张钊维担任活动主持。

“一首歌,就是一个时代”,凤凰网文化中心以“未央歌”的名义,邀请胡德夫带领我们重回民歌源头,回到上一个民歌时代,回到其民间性的源流中,为中国现代民谣把脉。节目已从11月2日起的每周四,在凤凰网文化频道播出,迄今共收获了千万级的观看量。

活动当周,《未央歌》第七期已经播出。这一集中,胡德夫来到了深秋的北京,与干儿子马頔对话中国民谣往何处去。节目中,胡德夫伴着马頔的吉他唱起了那首《南山南》,逛了北京的胡同,吃了老北京涮羊肉,还第一次从背面看到了正对钟楼的鼓楼。

胡德夫

活动现场,这一集再次播放,胡德夫与其它三位嘉宾以及全场观众共同观看。视频里北京深秋的黄叶已在寒冬的北风中落尽,记录下时光的脚步,唯有那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笑容不改,唯有乐未央、歌未尽。

片尾字幕升起,现场灯光打亮,钟立风背起吉他登台,现场弹唱了改编自诗人张枣作品的《镜中》,这支歌他也曾在凤凰网文化第四季《春天读诗》中唱起过。歌罢,他将吉他放到地上,又清唱起了由胡德夫诗友李泰祥先生作曲的、改编自诗人郑愁予诗作的《情妇》。

贵州习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宗强分享民谣感受

作为《未央歌》的首席赞助,贵州习酒的代表、贵州习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宗强也来到了活动现场,他在致辞中透露,自己为了参加这个活动,早上特意看完了所有已经播出的《未央歌》。“经典的歌都是美好的丰收,而且像一坛老酒,放得越久,香味就愈发浓郁,凝住生生不息的精华。”陈总引用节目中胡德夫的话形容酒和歌的关系,他觉得酒和歌一个是有声的一个是无声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传承,也期待习酒和《未央歌》一起大道永恒。他对活动的主题“没有民谣,中国如何唱自己”进行了一点小小修改——“没有习酒,中国如何醉自己”,引得现场心领神会的笑声。

活动的几位嘉宾对于民谣都有着各自的理解。在胡德夫看来,民谣对于唱的人而言不只是唱,也是在听,就好像当他听到钟立风唱《情妇》时,往事的一幕幕都会想起。钟立风则觉得,当一首真正的民谣在耳边响起,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去拥抱。他认为台湾民谣有30年的历史,那些民谣人在当初有那样的自觉性,相对而言,大陆的所谓民谣只是这两年才被谈起,其实差了很多东西。而且大陆民谣的火热,跟几档选秀有关,但民谣原本就应该是小众的,当它貌似成为主流的时候,其实也就变质了。钟立风喜欢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民谣歌手,他们虽然是民间的,但他们身边围绕着加缪、萨特、萨冈这些人,所以他们的歌骨子里有一种高贵。在钟立风的心里,民谣是朴素的,但同时又是高贵的,他说自己不是民谣歌手,而是本能歌手。

戴锦华

戴锦华说,自己1990年代去台湾时听到胡德夫的歌,满怀敬意和感动,所以这一次接到邀请,想到自己可以第一次面对面地向胡德夫介绍自己,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她理解中的民谣首先是民族的,大到中华民族,小到每一个部落,在他们的土地上发出的声音;另一个就是民间的,相对于权力机器,相对于一个强大力量所规范的主流,是从最基本的生命和生活里流出来的声音。她觉得民谣更多是在都市空间中被演唱的,这个时候其实是高度疏离的,是一个在漂泊当中又渴望回家的声音。“民谣运动对于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运动’二字,一种拥有强烈政治激情的社会运动,挣脱大一统权力无所不在的笼罩。‘唱自己的歌’不是每一个歌手,而是集体,是梦想着自由和飞翔的一代人,我就属于这一代人。”

张钊维

张钊维觉得,民谣之所以不同于摇滚、电子音乐,不是因为乐器或者节奏,而是因为态度,民谣是想要沟通、倾诉、得到回应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种家的感觉。就此他问三位嘉宾分别在寻找什么样的家以及那个家的感觉在哪里。

胡德夫说,余光中先生刚刚去世,想到他的时候自己就会想到杨弦、李双泽。小时候没有离开家,他不知道什么叫乡愁,听老人们聊天,当他们端起酒来面向大海说话时,没有一个人是不激动的,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对乡愁的印象。小学五年级,爸爸常常在喝酒的时候唱从老家听来的一首歌,虽然父亲五音不全,但这是触动胡德夫最深的一首卑南族的歌。

戴锦华是北京人,所以她悲哀地相信自己已经是无家可归者,好像无须外出流浪,因为北京的空间每天都在被改变,所有的痕迹都在被推倒重来。在现代都市,我们一边需要那个“火柴盒”,一边又很难体认那是我们的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的流动性,在世界现代史上没有先例,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是否还有故乡可以回归?都成了特别大的问题。”她说,最初听胡德夫的歌,感到的不是乡愁,而是去创造重新拥有故乡的一种力量和动能。“也许我们还可以去寻找出生长大的地方,寻找祖父、曾祖父出生并且葬埋的土地,但也许更是我们开始用诗、歌、行动去创造我们的故乡的时候,因为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们怎么能创造那份归属、黯然、共享——我活别人也活,一个多数人安心、生存并且有明天的可能,一个我们可以放心地去想象儿子、孙子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可能。”在这个层面上,戴锦华寻找着一个“家”,一个可以安放我们的情感、文化的空间。

钟立风

钟立风说最初写歌唱歌是为了离开家,但后来发现渐渐接近曾经离开的那个家。小时候,他经常能听到家乡的婺剧、越剧、高腔,母亲也会唱,那时自己并不会迷恋这些,虽然听到的时候内心会感到一些安宁,但并不知道已渐渐注入到内心。到北京唱歌、写作之后,大家都说在他的作品里听到北方所没有的那种神秘性,等他再回家的时候,去翻县志、去看傀儡戏,才发现原来是故乡塑造了自己。

现场有观众问到乡村民谣与城市民谣的问题。戴锦华回应说,她所了解的民谣几乎都是从乡村到城市之后的回望,一面就是你的家,另一面也是到城市以后失去的东西。她想起19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上一部写了无法忍受农村的生活,奔向城市,而下一部就写无法忍受城市的生活,逃回乡村。这是一个对话,也是我们的一种真实困境。对她来讲,最早的民谣经验是崔健,尽管他是摇滚,但他是中国的“民谣”,所有的精神都在,他把我们心里的那份不安、焦虑、激情给触动了。“唱歌本身是一个力量、一个创造。不是所有的人一定要在农业文明中寻找归宿,但那是一个记忆,可以想象生命的延展,而不像城市空间,总和某种对灾难的恐惧甚至是末日预言相关。”钟立风则认为,歌唱是一种魔幻的、美丽的表达,不一定写实,一首歌不是单纯歌唱乡村或者歌唱城市,而是歌唱共通的人性。